试析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影响

导读：试析高等教育市场化带来的影响，在效率方面，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市场改革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虽然由于高等教育的产出和质量难以界定，其效率就难以测量，但是有研究者和机构认为数量指标显示市场改革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效率提高了。

       高等教育市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分析这种市场对高等教育领域各主要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我国学者劳凯声教授的教育市场研究虽然并不专门针对高等教育，但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他看来，教育市场有优点也有弊端。教育市场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对消费者、学校和政府各自产生的影响上。具体来说，教育市场的形成，增强了教育体制的灵活性、多样性、自主性，扩大了学习者的选择权，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提高了学校办学的责任意识和效率,培植一种竞争、进取的市场企业（家）精神；通过市场配置教育资源，吸引各种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大大缓解了政府投资的沉重负担。

       劳凯声还认为教育市场不可避免地存在限度，如损害公平、导致腐败等。分析高等教育市场影响的另一种路径，是从它对高等教育效率、质量和公平产生影响的角度入手的，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研究者所采取的路径。

       （一）高等教育市场对效率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财政学者加里斯•威廉斯（Gareth Williams）指出，朝向高等教育市场的运动主要基于三个命题：其一，当政府向生产者购买学术服务或补助学生购买这种服务，而不是政府直接供给或通过资助院校而间接供给的时候，效率得到了提高；其二，随着入学率提高，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必须在保障质量处于可接受水平的前提下减轻政府的部分财政负担；其三，因为个人获得了高等教育的许多收益，如果学生或其家庭为获得这些收益而对成本做出一些贡献的话，就能同时增进高等教育效率和公平。

       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市场最大的收益是提高了效率特别是资源使用的效率。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指出，市场竞争能够实现效率、应对性（responsiveness）和创新的最大化。

       根据这种观点，高等教育市场能够提高效率的原因在于，市场竞争使得高校树立清晰的成本意识。

       由于有了市场竞争，高校就必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竞争环境下，一所高校如果不具有竞争性，不能积极争取资源和为其教学科研活动争取支持，就有可能难以生存下去。反之，如果没有竞争的压力，高校就有可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教学质量上做出妥协。同理，在科研方面，高等教育市场也能够增进效率。绩效资助形式的科研经费竞争确保科研经费得到了最佳使用，并且激励高校为其科研活动争取私人资助。因此，在监控院校的成本和绩效方面，市场机制优于非市场机制，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相关的是，高等教育市场促使传统上向内看、较保守的高校对外界的需求做出应对，从而提高效率。
高等教育市场有提高效率的例子。例如，美国高校的MBA项目竞争十分激烈，不但在国内竞争而且在国际上竞争，竞争的位序以质量排名的形式体现出来。高度竞争和质量排名促使美国各高校的MBA项目不断改善师资，竞争生源，提高质量。但是，也有许多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并没有提高效率。

       中国报告网在发布的《中国教育培训市场深度调研及发展商机研究报告（2013-2017）》中提到，在效率方面，不同国家高等教育市场改革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虽然由于高等教育的产出和质量难以界定，其效率就难以测量，但是有研究者和机构认为数量指标显示市场改革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效率提高了。这一判断的依据在于，在高等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下降、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幅提高的背景下，英国高校学生的毕业率仍然很高，并且没有量化证据表明这些毕业生的质量下降了，与此同时英国学术人员的科研产出率和在顶尖刊物发表论文数在世界上属于居最前列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英国政府认为，由于以更低的高等教育成本完成了同样的或更多的教学科研任务，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就有了量化指标做支持。当然，市场机制促进英国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有相应的保障条件，也就是在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过程中英国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和复杂的资源配置模型（RAM）。澳大利亚的情况似乎不如英国乐观。

       目前还没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显示市场促进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效率的提高。该国学者简•卡里（Jan Currie）指出，市场机制并不必然带来高质量和效率。

       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认为，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使得澳大利亚以更少的资源完成了同样的或更多的教学科研任务，从这方面看该国的高等教育效率特别是科研产出率提高了；但问题在于，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同时教育公平受到了损害，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受到威胁。

       （二）高等教育市场对质量的影响根据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的观点，“提高效率只是高等教育市场的积极影响之一，这种市场能够同时做到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提高生产率，激励创新”。

       按照这种理解，高等教育市场不但促进了效率的提高而且促进了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认为高等教育市场能够促进教学科研质量提高的理由是，在竞争环境下，作为高等教育生产者的高校必须为学生、科研经费、政府以外收入、声誉等各种要素进行竞争。高校只有保持质量上的优势，才能保证自身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因此，市场竞争促使高校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反之，在没有竞争、不存在市场的条件下，高校就失去了改进教学科研质量的动力。在实践中，的确存在高等教育市场促进了质量提高的一些例子，如上文提到的美国高校的MBA项目。

       如果说对高等教育市场促进效率提高有不同声音的话，对于高等教育市场促进了质量提高则更是存在广泛的质疑。进一步说，一些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即便是促进了效率的提高，也不一定促进了质量的提高。如前所述，英国高等教育市场改革的经验显示，高等教育效率得到了提高，但是并没有证据显示在效率提高的同时质量得到了提高，量化证据仅仅显示在效率提高的同时没有以降低质量为代价。作为一种准市场（quasi-market）的英国科研评估并没有提高科研质量，它只是提升了科研在高校中的地位，还导致科研与教学相分离，同时加剧了高校科研能力和学术声望的分化。并且，学术界注意到了英国高等教育市场对教育质量的长远、潜在威胁。由于1988年英国取消高校终身教职以及此后学术人员的相对工资下降、工作负担增加、就业保障下降、临时性教师大大增加，学术职业对优秀毕业生吸引力趋于下降。从长远看，学术人员素质下降会导致高等教育质量逐渐下降，这种缓慢显现、持续不断的威胁可能是英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威胁。

       澳大利亚的经验显示，高等教育市场的形成导致质量受到损害。澳大利亚高校分层加剧，高等教育市场中只有少数精英大学保持了“真正的质量”。由于公共经费减少，大多数高校在提供高质量教育时出现了经费问题，在教育质量上特别是对国际学生的教育质量上做出妥协在所难免。事实上，澳大利亚非精英院校的质量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可能下降了。在科研方面，澳大利亚高校的产出率提高了，但生产的是大量短、平、快的研究成果，基础研究受到忽视。正如马金森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竞争导致了更快的全球化和科技变革，产出了更多的研究成果，但它并不必然导致更好的教学或更高质量的研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竞争重点不是关注教学科研质量，而是关注效率和地位（status）特别是后者。美国的情况与英国、澳大利亚有所不同，不同学者对此的判断完全不同。哈佛大学经济学者卡罗琳•M.霍斯比（Caroline. M. Hoxby）认为，教育质量可以通过所投入的教育经费来衡量，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学院和大学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虽然美国公、私立院校学费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家庭收入增长的速度，但是市场竞争仍然创造了一个高效的本科教育体系，因而让市场自由运行是最有效的公共政策。

       该校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则指出：“竞争并没有激发大学或其教师尽可能努力提高教学水平，这与促进计算机公司努力改进其产品的竞争完全不一样。”罗杰•盖格（Roger L. Geiger）的观点比较折中。在他看来，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市场和科研市场是没有价格的完全市场，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其效率的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市场；如果说美国高等教育有卓越和公平的方面，那么这种卓越和公平来自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政府调控的持续存在是必要的，对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的支持，为学生提供财政补助，使得高等教育市场的消极影响得到修正和补救，从而保证了教育质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平。盖格提醒道，在大肆赞扬市场和竞争的语境下，对市场配置的优点和缺点都要有积极的认识，要看到高等教育市场对质量的挑战。

       （三）高等教育市场对公平的影响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对教育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影响，同样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引入学费是基于公平而非效率。例如，提倡毕业税（graduate tax）的学者认为，大量（事实上大多数）学生来自家境较好的家庭，他们中许多人由于接受了获得公共经费资助的高等教育而在毕业后找到了报酬优厚的工作，克服这种不平等的机制在于毕业税。毕业税从高等教育毕业生收入中征收，是其收入税的一部分。毕业税与传统的助学贷款的差别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可以偿付比高收入家庭学生更少的税。毕业税在澳大利亚得到了使用，如“高等教育贡献方案”（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体现了不同收入家庭的学生应付学费的差异。

       毕业税提倡者还认为，该税是一种市场机制，促进了社会公平。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市场更关注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市场自身难以解决公平问题，反而会加剧不公平。事实上，作为高等教育市场的核心部分之一的学费制度损害了教育公平，在这方面美国有大量的证据做支撑。根据美国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国家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andHigher Education）在2008年12月3日《纽约时报》发布的报告，从1982年到2007年美国高校学费上涨了439%，而同期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只增加了147%；对美国最贫困家庭来说，2007年一个孩子上公立大学一年的净开支要占到家庭平均年收入的55%，而在1999—2000学年这个比例只有39%；如果孩子上社区学院，这部分开支在2007年要占到最贫困家庭平均收入的49%，高于1999—2000学年的40%。

       由于学费迅速上涨，中低收入家庭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下降了。新的联邦学生资助制度和不断上涨的学费推动了市场分隔（market segmentation），“来自中产和中上阶层的学生成为备受青睐的消费者，而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和在职成年人则进入两年制学院、四年制学院中远程教育课程以及营利性高校”，更有的学生连两年制学院教育也不能完成，只能接受最低级岗位所需要的入门技能的教育。

       1975年，美国最低收入家庭的24岁孩子中7%的人获得了学士学位，最高收入家庭的同龄孩子中40%的人获得了学士学位；到2000年，最低收入家庭的24岁孩子中获得学士学位的人仍为7%，但最高收入家庭的同龄孩子中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提高到了60%。

       世纪基金会（Century Foundation）调查发现，目前在美国146所选拔性最强的高校中，74%的学生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家庭，来自社会经济地位最低家庭的学生仅占3%。

       显然，新的学生资助政策和学费上涨对弱势群体不利，加剧了美国的教育不公平和社会不公平。

       此外，将市场竞争引入高等教育，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竞争局面和各类高校共同发展的景象，而是导致了院校等级的形成，加速了资源向优势院校的集聚，使得不具备地位优势的普通院校在获得资源、保障质量上受到损害，竞争力下降。

       高等教育市场扩大了教育机会不公平和院校不公平，乃至扩大了社会不公平，这不但见之于美国，而且普遍地存在于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和加剧了不公平，是高等教育市场最主要的负面影响。如何发挥高等教育市场在不损害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并将其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成为实行高等教育市场改革的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