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畴县开发文化旅游产业环境分析

      导读： 西畴县委、县政府结合“黄金十字带”的提出，重新打造北回归线名片，打响“找回太阳的地方”地域品牌和“中国•西畴女子太阳节”民族文化品牌，为西畴发展文化旅游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参考：中国文化旅游市场运营格局与盈利空间研究报告（2013-2017）。

       西畴县委、县政府结合“黄金十字带”的提出，重新打造北回归线名片，打响“找回太阳的地方”地域品牌和“中国•西畴女子太阳节”民族文化品牌，为西畴发展文化旅游理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笔者依据在民族旅游地区的一些调查情况及思考，对当下西畴发展文化旅游谈点看法，希望能对建设“黄金十字带”的战略目标有所裨益。

      一、文化旅游发展与农村城镇化

      西畴县发展文化旅游的主旨是西畴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而文化根基在民间，重点与难点也在民间。

      保护、传承好民间文化，建设文化名县与打造“黄金十字带”才有坚实的基础，民间文化根基不保，则无异于空中楼阁，缘木求鱼，一切都是空谈。民间不等于农村，但从西畴文化的形成、发展历史来看，百越农耕文明一直是西畴文化的发展主线，传统文化生态保存尚好的也在农村民间，所以农村问题与文化建设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下有一种颇为“正当”的观点，今天的城镇是昨天的农村，今天的农村是明天的城镇，所以城市必须指导农村发展。这种论调甚至成为一种“主流”，其中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主流论调中负面因素不少，这种城乡二元论其实就是农村向城市单向度发展的“进化论”，其实质是城市对农村的一种话语霸权，农村变相地成为城市的“殖民地”。

      多年来，中国广大农村为中国城市化、工业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直承担起农业支撑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初具规模后，理应负责任地感恩农村，尊重农村，反哺农业，使农村的基础设施、物质条件、精神生活得到可持续提升，让农村成为富有生机活力，耕者有利，居者有其乐。虽然说广大农村面貌今非昔比，但也掩盖不了土地被城市掠夺、耕农入不敷出、环境污染、居住条件恶化、劳力外逃等弊病，并把这一切恶果怪之于农民整体素质低下，传统积弊严重等自身原因，必须以现代文明、城市模式来改造、教导。把农村置于落后、愚昧的境地中，以高姿态的俯视眼光去同情、鄙视农村的生存状态、传统文化，这种以城市统领农村，以工业观照农业的后果往往是农村成为城市的附庸，导致农村自身特性的流失，尤其是年青一代对农村生活失去信心，逃离农村。

      其实，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作为一种传统也有自身的生存能力与调适能力，它并非对外来新生事物都一概采取排斥态度，同时农村也并非愚昧、落后的代称，即使艰难时代也有其顽强的精神场域与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都是城市文明无法取代的，这些精神甚至还滋养了城市文明。漠视农村的发展特性与传统韧性，以城市为主进行单向度改造，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其结果不但出现了食农不化，城市与农村鸿沟不断扩大，而且对农村本身也造成了极大的内伤。中国农村之大，城市永远不可能把农村消化干净，也没有这个必要。农村也并非城市观照之下的落后、愚昧，它也有自身的生活乐趣与文化传统，本身与城市同时存在，相得益彰。放眼全球，西方发达国家至今仍保留着不少的农村，甚至以法律来保护农村的生产、生活传统、权利。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农村不仅成为城市危机的缓冲带，也成为失业者的就业后路，更是成为饱受城市病摧残的市民医疗精神创伤的世外桃源。

      当然，这不是说农村是世外桃源，不需要城市拉动，而是强调农村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传统文化，以农村的视野看待自身发展，而非仅以城市的俯视目光来越俎代庖。农村需要城市反哺资金、物流、信息、人才，城市需要农村劳力、产品、消费、精神空间，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二者是可以在平等互动、多元复合的途径中达成共赢局面的。

      西畴作为一个西部民族地区也不能置身其外，它也正经受着这种城乡二元论的阵痛折磨中。正如笔者在民族旅游地区的调查中深切感受到，不少善良的乡民们莫不盼望着早日过上城里人的好日子，我们的父母官们、学者专家们也为此殚精竭虑，谋求良方。西畴的文化旅游自是题中之义。文化是西畴的灵魂。西畴县内发掘出5至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西畴人”，发现了保留至今的15处点6000多平方米400多个史前岩画图案，其中绘有许多太阳崇拜、鸟崇拜图腾图，是研究中国古越人太阳崇拜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西畴人”故园是中国壮族第二大聚集区，是壮族濮侬支系和越南侬族以及东南亚太阳崇拜、鸟崇拜族群活态传承历史文化之地。在西畴县城东北向5公里的“汤果村”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女子太阳山祭祀”，至今还传承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履行祭祀太阳鸟母的活动。以前我们总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可以证明的是文化不仅可以搭台，也可以唱戏，唱大戏，唱特色经济的大戏。文化旅游就是这样的大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畴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体现“太阳文化、回归文化、民族文化”的大自然旅游地的战略。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西畴只有此路可走，别无他途。笔者也并不主张西畴为发展文化旅游而舍弃多元化发展途径，在实际情况中也并不可取。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的做法是最危险的。丽江的文化旅游可谓如日中天，在丽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必须看到过份倚重旅游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大量游客涌入给丽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但也给本土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传统文化面临诸多断层、失传危机。

      丽江古城在短短20年间成为“新丽江人”为主体的“新古城”，人口置换带来了文化置换，文化主体性面临重大挑战。

      从历史经验看，任何文化创新都基于传统的有效继承之上，“以我为主”的文化主体性尤为关键，不然，极易在“包容、开放、融合、创新”等看似普世性价值的主导下迷失自我主体性，导致文化特质的异化、同化，从而对文化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造成冲击与损伤。其次，旅游也是一项高风险的产业，一旦有战争、自然灾难、非正常事件等，对依靠外来游客为主的旅游业必然造成灭顶之灾，2003年的“非典”事件就是明鉴，国内外有红极一时后突遭冷遇的诸多个案。再次，旅游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标准，即使在丽江这样一个旅游重地，旅游热点仅集中在原丽江县境内几个少数区域，谈不上以点带面的共同发展格局，其他一区四县至今仍有许多旅游空白地点，而不少区域的客观条件也并不适合开发旅游。旅游对地方财政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对所在地的物价、生活成本、社会风气等方面皆有不利影响。这些都值得我们的警惕与深思。当然，笔者并不是在此鼓吹“旅游万恶论”，而是强调对发展中的问题要有清醒与理性的认识，以便防患于未然，即使发现问题，也有利于集思广益，对症下药。西畴县政府在大力推进文化旅游的同时，也提出了清洁能源开发，提速工业发展，生物资源开发，引进高新科技企业，扩大三七、八角、花椒、烤烟、草果、阳荷等地方特产及林果等经济作物的举措，这种多条腿走路的方法是西畴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靠保障。

      笔者意在说明两个观点：并非西畴所有的乡镇都适合搞文化旅游，西畴乡村的城镇化过程中须注意保持乡村历史的延续性，文化的沉淀性特征。全球化与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的，本土文化因其自身文化的独特性而成为国际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自身价值也由此而彰显。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城镇化、旅游发展中，能否多从乡村视野来反观城镇化，旅游化模式，为“千城一面”的城镇化、旅游同质化提供另外一条新模式。多一分乡村视野，多一种乡村情怀，可能对城镇化弊病的矫治起到清醒剂之效，对地方文化有一分更为完整、真实的认知与尊敬。

      二、文化与旅游

      上文也提到，在很长一段时期，文化只是作为“经济唱戏”搭台的工具，认为文化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唱唱跳跳，或者是研究机构的研究对象，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都兼而有之，但似乎与经济建设不是很密切。直到旅游兴起后，地方传统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因素，文化不只是可以搭台，而且还可以唱经济戏，文化产业由此异军突起。旅游与文化互动互补为内核的“文化旅游”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文化为旅游深化了内涵，提升了品味，形成了品牌效益，旅游为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了资金与人才支撑，二者相得益彰，皆大欢喜。但无庸讳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文化是一个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广阔的概念范畴，把文化与经济相对立固然失之客观，但过分强调经济与文化共性也不合实情，二者在共性之下也存在着差异性，不可等同混淆。甚至把文化功能等同于经济功能，其结果不但未能对经济起到积极作用反而有诸多负作用。当下“文化旅游”“非遗”语境下存在的诸多尖锐矛盾就是这种负面作用的表现。

      经济无法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而文化的经济因素包含在非经济因素之中，即文化的非功利性构成了文化产业或文化旅游的内核。法国经济学家爱佩鲁认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传统文化本身作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构成了社会的有机整体。

      布迪厄在论及资本的社会属性时指出：“从事实践的阶级都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追求金钱利润的最大值，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它们的活动不带有文化或艺术实践及其产品的无目的性，它们也同样不能被界定为从事实践的阶级”。说明了资本的利用运作必须与其生存、发展的社会整体相联系，而并非单独孤立地发生作用。“利益的产生必定同时伴随着它的负面对应物——超功利性，没有超功利性也就不可能有利益。”资本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总是相辅相成的，一旦悖离了有机的社会联系，资本利用也会形成反动，进而对资本构成威胁。

      西畴县境内有植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有风景如画的畴阳河畔田野风光；有动植物种群丰富、总面积达7万余亩的小桥沟省级自然保护区；有较高观赏、研究价值的香坪山珍稀植物园；有被称之为万年前人类文明光辉的“狮子山崖画”；有以“女子太阳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风情，“女子太阳节”、曲艺“渔鼓说唱”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水母鸡》获中国首届山歌展演赛金奖，唱遍大江南北，飘扬海外。有丰富多彩的自然人文景观，使香坪山休闲度假康体养生旅游区、汤果女子太阳节旅游、畴阳溶洞群旅游等项目开发前景广阔。西畴各民族，尤其是壮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魅力都是构成西畴文化旅游的灵魂。无庸讳言，当下诸多民族地区的旅游，炒作族群文化在给族群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并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留下了灾难性隐患。其中一个重要致因是不同社会力量在进行资本利用过程中，强化了族群文化资本的功利性，忽略了与之相辅相成的非功利性因素，由此造成了文化失真与失落，反过来对文化旅游也带来了深重的负面效应。为了迎合游客体验“异文化”的需求，人为地操弄族群文化差异、甚至放大、神化文化边界，对族群文化实行以经济功利化为目的的改造、篡改，迫使族群文化的非功利性价值让位于经济利益，导致族群文化沦为经济资本的附庸，族群文化主体地位不断消解、族群文化生态趋于恶化。

      “保护”成为变相的破坏，“合理开发利用”实质上是变本加厉的GDP政绩诉求、利润追逐；“申遗”之后的遗产处于“呻吟”的尴尬境遇。这也是当下学界所热衷于批判、诟病的一个时髦话题。每一个批评者都可以从保护国粹、原生态传统文化等诸多“正义”性辩题予以呼吁、辨析，甚至成为一边倒的主流声音。但这些声音往往不能起到“以正视听”之效，反而形成一种反作用力，“申遗”之风背后的文化大开发、大破坏却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当然，把资本挡出族群社会，再回到以往自给自足的往昔社会已经不再可能。或者换个方式，如果西畴不发展旅游，外来文化的冲击是否会少一些，西畴民族传统文化的命运是否比现在要好些？也不见得。

      笔者在旅游经济仍处于待开发的西部民族地区的调查中发现，那些地方传统文化的命运并不见得能独善其身，更多的是在默默无闻中自生自灭，尤其是传承主体急剧减少、传承生态恶化成为最突出的现象，抢救成为当务之急，还谈不上依靠族群内部及外部力量来进行研究、整理、弘扬。深山不能避世，何况在现代化、全球化滚滚而来的当下！电视一打开，手机一拨通，外面的世界奔来眼底，每一个族群及地区无法逃离现代性的场域。全球化、现代化带来的同质化隐喻着“无法回去”的文化命运。

      由此也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全球化不可避免，坐以待毙还是主动参与，是自生自灭还是自我挽救？尤其在现代性背景下带来的全球性经济竞争中，作为边缘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际及国内地区的竞争中，从经济实力、投资、商业经验、区位、人才等方面不占有多少优势，由此决定了不可能照搬西方或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而西部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族群传统文化与自然景观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资本，族群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尤其是文化旅游的发展途径使这些边缘地区实现了“参与的边缘”到“边缘的参与”的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在改善族群民生、提升族群知名度、强化族群认同、整合族群文化、加强族群文化再生产能力等方面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这在另一种意义上加速了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获得了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缓冲区，包含着文化自觉与自我选择的主动性。当然，因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国内体制的亟待完善，自我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从事旅游的主体及游客的整体素质等等因素，也决定着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走势与效果，说明民族地区文化旅游的问题并非一地一时的原因所致，而是有深刻的社会与时代背景。

      从当下来看，西畴处于长期历史积累与未来跨越式发展的临界点上。随着国家与省市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开局实施，中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加大“三农”工作力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将给农业和农村工作带来更大的机遇。机遇与挑战并存。西畴文化旅游最本质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永葆它的非功利因素，如何把握好文化与经济二者之间的度。这一问题带来的挑战与考验是艰巨而长期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准备。

      三、一域与全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西畴作为滇东南的一个民族地区，它在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与周边区域的消长形势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当下全球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东西方文明在相互碰撞融合中正沉淀生成新的人类文明，这并非是东风、西风之间哪个压倒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有效达成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促进多赢共赢的问题。西畴在滇东南州市、滇南乃至云南旅游圈、壮（百越）文化圈中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除了自己深下内功外，也与这些周边区域、文化圈如何达成互动合作、双赢共赢格局紧密相联。

      根据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随着国内外旅游由观光型逐渐向休闲体验旅游转型，国内游客与周边国家游客成为主体，从而短期、短程、重访旅游比重趋于增多，而长期、长线旅游团，旅游需求更趋于多样化，以一个城市、一个区域为旅游目的地的人数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

      因此，城市或周边区域的目的地建设比单个景区建设更为重要。一样的道理，与周边区域的互动联合发展比单一的本土地域发展更为重要。

      滇南生态、壮苗文化成为西畴文化旅游的重要生长极。如果把这两条纽带搞活做强，对于这一区域的经济合作发展、文化交流皆有积极意义。目前来看，西畴旅游以自然生态旅游景区为主，仍谈不上真正的文化旅游，景区品牌带动效益极为有限，且与文山及滇南的旅游圈仍未达成有机的整合，这种状态也是导致这一区域发展滞后的一个内因。

      西畴是个集“老、少、边、穷、战”的发展滞后地区，现在县委领导高瞻远瞩，提出了诸多具有战略眼光的文化旅游举措，如提出“黄金十字带”的概念，打造北回归线名片，打响“找回太阳的地方”地域品牌和“中国•西畴女子太阳节”民族文化品牌，宣传日出古村——“汤果村”等等。具体来说，“黄金十字带”是昆明理工大学环境系主任侯明明教授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云南存在着一个北回归线上全球独有的“生物多样性黄金十字带”，这个十字带以中国云南省西盟县为中心，东经90°～105°宽，3000千米长，北纬15°～30°宽、3000千米长的十字交叉地区，蕴藏着地球上从热带、亚热带、温带到寒带的丰富生物多样性资源（包括四个层次：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这些生物资源是对人类有直接、间接或潜在用途的生物多样性组分，包括生物的遗传资源、物种资源、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资源等，是一个生物资源的宝库。

      这一区域涵盖了整个云南南部地区，包括西双版纳、普洱、红河、文山等州市。从北回归线相关的地区而言，由西向东分别是云南墨江、西畴，广西武鸣、桂平，广东封开、从化、汕头，台湾嘉义、花莲，这些地方都在打造北回归线文化旅游名市，也是世界上北回归线标志塔最多的国家。西畴现在打造与太阳相关的“女子太阳节”、日出“汤谷”村，据笔者考察，中国就有以太阳城命名的四个城市，山东省日照市、德州市、黑龙江抚远县，西藏的拉萨也称为日光城。还有一个世界太阳城大会，共有32个国家参加，至今已经召开6届。汤谷是否指现在西畴的汤果村？可以探讨。据史书文献记载，汤谷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今山东日照市），是上古时期羲和族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是东夷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东方太阳文化的发源地。这就涉及系列问题，此汤谷（历史文献）与彼汤谷（西畴的）有何关系？是否有可能现在的汤果村名是从山东日照带过来的？东夷与百越的关系如何？包括那么多太阳城的关系如何处理？是与这些地方抢资源？还是换个思路，求同存异，资源共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一个区域中心是以能够有利于整合周边区域资源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身的中心位置基于对他者利益的兼顾之上，而非反之；越能顾及更大范围的不同利益集团，自身的中心地位就越能得到强化、扩大。这些不同的区域中心之间是以互为中心、互为依托、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共同缔造区域文化与社会经济的辉煌与奇迹的。

      四、旅游资源的认识与创新

      旅游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当下“申遗”热、名人故里、古战场、古遗址争抢热也是旅游资源重要性认识的折射。一般来说，现在对旅游资源分类的国际普遍标准是分为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两大类。对旅游资源的认识也逐渐从自然资源主导转化到二者结合，现在国内外旅游地基本上是二者结合较好的景区为主，如国内的泰山、黄山、峨嵋山、普陀山、九寨沟、拉萨等地。西畴旅游从以往的湖光山色为主体的自然风光旅游转向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是西畴旅游的灵魂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这种把旅游资源分为自然、人文两类的粗线条划分也存在着诸多认识的误区，认为一个旅游景区、旅游品牌的打造、形成，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可以达成，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就与旅游没有多大关系，甚至谈不上发展旅游的前提条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养育一方文化。文化是个广义的概念，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相依而生。自然风光也绝非湖光山色可以涵盖，敦煌、高昌遗址、埃及金字塔等地的旅游离不开大漠、戈壁的自然风光，至于高原、平原、湖泊、海洋等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都足以构成旅游资源。所以自然与人文作为旅游资源的唯一要素是偏颇的，这种认识也会造成旅游管理、旅游观念的误导。

      关键在于这种分类过分侧重了物，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人的活动与创造，旅游资源的价值意义无从谈起。人在其间的能动、创造力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旅游资源不同于土地、石油、煤炭、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也不同于泛指的人文资源，更着重于有旅游价值、旅游吸引力、旅游市场等要素。旅游资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范畴，关系到吃、穿、住、行、游、娱、购以及管理、信息等诸多方面，旅游资源能否形成与这些要素的有机组合息息相关。这就决定了旅游资源如何从初级产品形成旅游产品，如何变成有旅游吸引力的资源，或者通过创意使有限的资源变成无限的资源，从这个意义而言，旅游资源是无限的，旅游资源的价值只能从对旅游吸引力来判断，而不是其他。所以一般意义上的两类旅游资源的多寡并不决定一个地方旅游的成败，而是对这些资源的如何认识、创新，使之成为有效的旅游产品来满足或引导旅游者的需求，由此也决定了人的知识和创新比一般意义的旅游资源更为重要。

      一直到现在，国内外旅游市场格局仍未改变，国际旅游市场以西方发达国家名城旅游为主，国内以沿海及一线城市旅游为主体，这从旅游综合收入及旅游人数上皆可作为资证，这除了这些城市有着独特的自然、人文优势外，更在于自身拥有的人才及创意优势。美国拉斯维加斯原只是一个荒漠上的小镇，现在成为世界知名旅游胜地，关键也是创意起了决定性因素；国内主题公园趋于没落，而美国迪斯尼乐园先后投资上千亿美元在香港、上海开设分区，内因在于前者是模仿而死，后者是创意而生。

      丽江旅游的成功有人总结为“丽江模式”，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操作范式，但其实质也是不可模仿复制的，它只是适宜丽江一地的创意成果，或者说是丽江经验。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但这些资源大多只能作为潜在的，可研发、创新的资源，不足以成为核心竞争力，重要的是支撑、利用、创造这些资源的智力、学术、创意因素。丽江旅游的崛起关键内因在于其深厚的学术与智力支持。从西方发轫至今已延续百余年的纳西文化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纳西学，宋光淑在《纳西东巴研究总览》中说：“一个不足三十万人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拥有近千人的研究者，在中国各民族的研究中实属罕见”。林超民认为：“19世纪末开始的纳西历史文化研究，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重要学科。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纳西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至今仍在持续升温。1997年丽江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本原因在于丽江古城的灵魂——纳西族历史文化被世界学术界公认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夺目、光彩照人的奇葩”。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自立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已故民族学家黄惠焜曾说：“纳西族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学者能自观文化”。这的确是洞察丽江文化的至理之言！当然，引述这些论据并不说明学者是构成丽江文化发展的唯一的智力支撑，文化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需要学术上的支撑外，也需要旅游管理、规划、创意、推销等方面的人才。

      至今一些西部民族地区拥有世界级的自然、人文资源，但没能转化成有效的旅游资源，而且这些资源并非远离了旅游就可独善其身，更多是在现代化浪潮中更快地消逝，让人扼腕叹息。当然，西畴旅游现阶段最突出的矛盾并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的提升问题，说到底也是创意能力提升的问题。从中国西部地区乃至云南、滇南而言，旅游资源极为广博，但不一定每一个地方的旅游资源可以成为有效的文化旅游资源，内因就在于此。而且作为同一文化品牌，在不同地域间的旅游资源利用中，往往会出现一窝风、相互攀比、恶性竞争、同质化的现象，但真正能经得住时代浪潮洗礼的只会是寥寥无几的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们拥有的创意能力，人才优势，智力支撑。

      笔者看到有些学者和领导提出西畴县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具体而言就是要搞休闲农庄、观光农业。这需要几个方面的深思，这种休闲农庄、观光旅游所面向的群体是本县民众，还是国内外游客，它的竞争优势何在？是否真的会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及文化旅游品牌？笔者去过一些打着“生态旅游”招牌的景区，也不过是“农家乐”“民俗游”“村寨游”等项目的翻版，只不过是借了“生态旅游”一张皮而已。这些山寨版景区内缺乏必要的旅游设施，起码的景区介绍、线路指示牌，居住、饮食条件极为简陋，服务态度散漫，让初来此地的游客难以认同这种开发者所标榜的“原生态文化。”这种对地方旅游资源利用，不但谈不上文化创意，而且是对这一文化品牌的抹煞。如何认识地方文化资源内涵、找到其文化共性与地域个性的结合点，形成能够让游客体验、休闲的文化创意资源，是一个庞大的学术课题与系统工程，对此要有清醒、理性的认识，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旅游少走弯路十万年前从这里走出了“西畴人”，历经几千年来孕育了博大精深、悠久璀璨的民族文化，直至当代半个世纪以来成为战争前线，为国家的和平发展，维护民族尊严做出了突出的牺牲与贡献，还有“搬家不如搬石头”的艰苦奋斗精神，这些精神正是西畴文化的永恒魅力所在，从中折射出一个西畴人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苦难辉煌。如何让游客充分感受、理解这些深层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应是西畴文化旅游最大的挑战与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只为迎合西方或国内一些景区时髦的趣味和理念，那么，实际的后果可能是邯郸学步，最后自己不会走路了。“现今认识上有一种偏向，以为弘扬中华文化就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甚至狭隘化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和一些奇风异俗及民间方术。事实上，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及其价值取向，源自一个民族的现实奋斗及其历史诉求。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压迫，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历史实践，使得转型发展中的中华文化具有了新的活力因素和价值指向。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就是要向世人展现这样的现实奋斗、精神风貌和价值诉求。”摒弃迎合心态，提升文化内涵，展现文化精神，达成一种天人合一，刚毅坚卓、自觉自信、和谐共荣的文化精神，这应是西畴文化旅游的追求目标，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