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货币投放出来之后通过银行放贷,形成投资扩张,投资扩张带动就业上升和工资上涨,但是,在这么高的投资扩张之下,反而形成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工资难以上涨的局面,而工资增长率又高居世界第一,说明:1、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在产品价值中资本挤占了劳动力的岗位。2、原来的隐形失业非常高,本来就是不充分就业状态。3、劳动力结构不合理,造成某类劳动力过剩,某类劳动力又供不应求,现在的情况就是,高端劳动力因为短缺工资大幅度上涨,而低端劳动力因为基数太大,供过于求,受供求关系影响收入上涨受到较大抑制。劳动力本身结构上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人为的流动限制,这种劳动力纵向和横向流动上的障碍带来了收入增长上的不均,那么在收入总量的盘子里,就有一部分人获得了额外剩余。4、社会总体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同样的产值压缩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如此看来,中国尽管已经是世界上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从增长潜力来说,实际上可以获得更高的增长?
但是这又受到了原材料、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制约,在资源利用模式和技术没有获得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尽管从资金、劳动力、投资项目等方面支持更高的增长,但是资源的制约这一项就让增长速度给打了折扣。
和公路、铁路、城市基础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相比,提高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是一个更基础更长效的投入,因为没有明确的受益主体和投资回报,在投入效率、项目管理上就无从下手,给寻租、腐败带来空间,产生豆腐渣工程,效果没有达到,只是让部分人受益。这种基础性的公共资源的管理模式上的欠缺看来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所谓“公共绿地悲剧”。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基础科学技术研发投入方面的问题。
就是说,从投资、劳动力储备、生产力提高等资源角度,中国经济应该以更高的速度发展,这个速度没有达到这么高,就会形成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过剩之间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劳动力过剩就会对部分劳动力形成挤出效应,并使得收入分配比例出现扭曲。形成富者跟富,贫着更贫。
进入CPI指数里面的商品生产基本上都是这些低端劳动力所从事的领域,这部分劳动力无法配置到市场中收入更高的地方,收入难以提高,生产的产品价格也无法通过供求在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同步受益,同时,国家为了照顾另一批收入比较低的群体在这些生活必需品上的消费,也有益压低价格。只能在两者之间取折中方式。所以经济高增长,CPI却在低位徘徊,而没有形成通货膨胀。
消费价格指数不上涨,汇率固定,而社会生产率在提高,贸易顺差继续,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基础货币继续被动投放,这部分货币就通过其他方式进入了另一部分人的口袋。谢国忠说中国要不升值,要不涨工资,但政府的行政之手只能涨公务人员、大型国企、退休人员以及农村社保等方式提高社会收入,要把这种价格上涨传导到从事竞争和出口产品生产的企业成本里面,又受到过度竞争的影响。中央政府免除农业税、免除中小学生学费,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会对逐步对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用工成本产生影响,但这样传导需要一个过程。短期内效果影响可能有限。
银行储蓄余额客观上支持更大的投入,但是受制于能源和环境制约,又不能全额投放出去,房地产成为消化贷款压力的一个合理出口,就此提前过度释放了房地产市场需求。
需求迅速膨胀,而供应受开发周期的影响却无法迅速匹配,引起价格上涨和继续上涨预期,上涨预期又培育了投机需求,投机需求和扩大的真实需求叠加,更推动了房价的持续上涨,稳定的上涨预期也增加了开发商的惜售和投机心理。在房价上涨的一定幅度内,真实需求仍然能够承受,因为担心买的晚了花费更好,会采取追涨的方式,就是在房价上涨的一定幅度内,真实需求受买涨不买落的影响,更加促进需求提前释放,但进一步升高超过真实购买力的上限之后,市场会对这部分需求产生驱逐效果,留在市场中的购买力完全是冲着投机获利而来,当市场被完全的投机购买力占据的时候,价格就在泡沫自身的动力机制下继续上冲,演变成一种完全的击鼓传花游戏,同时贪婪心理开始逐步被抑制,恐惧心理开始占上风,直到达到某一个拐点,开始进入翻转通道,形成泡沫破裂。
激活股市有助于分流流动性,避免过多资金堆积在房地产上使得房地产进入必须破坏性的调整才能平息的地步。股市的盘子长期来说完全具有吸收流动性并把它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空间,短期来说固有的盘子仍嫌太小,在形成投资热点之后仍然可能形成过度的泡沫,所以节奏和力度的把握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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