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长期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和政策研究

　　实现未来5—15年目标，需要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大的政策措施。我着重从四个方面讲一些看法，提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问题已经提出多年。对现状的总体判断是三句话：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

　　根据我们去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从1980年到2002年22年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每万元GDP能耗标煤从14.34吨下降到4.76吨，下降66.8%；每万元GDP电耗从7200度下降到5200度，下降22.7%。从1971年到1999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68%，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32.3%。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的进步是明显的。

　　但是，这种明显成绩是以过去经济增长粗放程度过高为基数的。1980—2000年，单位产品实物消耗指标国内先进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火电耗煤从32.5%下降到24.1%，钢耗煤从70.4%下降到20.9%，水泥综合能耗从50.2%下降到44%，乙烯能耗从83%下降到69.7%，这说明，差距明显缩小，但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并不像按美元计算的单位GDP消耗的差距那么大。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是人所共见的事实。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远未实现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在资源严重约束下推进现代化建设，转变增长方式是惟一出路。在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走到尽头。占现今世界人口不到15%的发达国家，是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50%的矿产资源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另外85%的人口正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全球性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尖锐，我国面临严峻挑战。即使国际市场能够弥补我国资源之不足，生态和环境破坏的沉重代价也难以承受。国际竞争的压力，许多出口商品因为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而收益比较低的严酷现实，也使人们痛感转变增长方式之必要。

　　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重要标志，直接起作用并且构成其物质基础的，是技术进步。从人类社会经济不断进步的意义上说，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永无止境的。从发展的阶段性来说，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转变，肩负着双重任务：一是通常所说的传统工业的提高，一是实现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包括这两个方面技术进步的过程。

　　经济结构不合理是增长方式粗放的重要原因。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有更高技术含量、附加值更大、环境代价更小的产品或者产业发展起来，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和社会效益，这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第三产业以提高整个经济的社会化水平，都是增长方式转变所必需的。

　　增长方式粗放和转变困难，有深刻的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除投资体制不合理所导致的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外，价格扭曲是重要原因。低水价政策导致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低价征用造成土地的大量浪费，能源价格不能反映全部成本使能源消耗至少增加9%。质量、物耗、环境等方面社会规制不严，政绩考核方法的缺点，也是粗放式增长得以延续的原因。为增长方式转变创造体制和政策环境，是深化改革面临的迫切任务。

　　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当前转变增长方式要解决的突出矛盾是什么？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如何确定转变增长方式的着重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和任务怎么确定？如何促进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大的产业更快发展？如何在传统产业中推广新技术，同时淘汰产出低、消耗高、污染严重的技术装备？转变增长方式在技术、管理以及企业和政府行为等方面的困难何在？如何看待关于重化工业发展问题的讨论，其实践的和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如何形成企业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的机制？如何开发和推广共性技术，特别是开发推广对增长方式转变有直接效果的节能降耗技术和环保技术？如何通过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处理采用新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就业的矛盾？如何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节约型社会，当务之急是什么？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在转变增长方式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在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增长方式转变有哪些新的情况，如何适应新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可以讨论。例如，关于增长方式转变的含义，关于外延型增长和内涵型增长、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概念，关于增长方式转变的普遍规律和现阶段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规律，等等。理论探讨对于增长方式转变是有实际意义的。

　　(二)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发展壮大，一些小城镇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这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未来5—1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城市化迅速扩张时期。按照80年代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城市化将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

　　城市化是涉及几亿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最乐观的估计也要延续到2020年以后。在工作部署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目前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存在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的偏差，城区规模扩张过猛，拆迁规模过大。全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不少城市规划缺乏特色，甚至造成所谓“建设性破坏”。另一方面，大量因城市建设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没有着落，进城农民不能长期稳定留居的问题也很突出。这不仅影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还会危及社会稳定，目前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是和城市化的盲目扩张有关系的。在这方面也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认识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和中国特色城市化的道路？如何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如何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使之都能够扬其长而避其短？如何做到城市的空间布局更为合理，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发挥城市功能？如何根据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提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城市化目标和政策？等等。

　　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关键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长期进城务工农民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据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绝大部分处于流动不定状态。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业。要对行之多年的城乡隔离政策进行清理，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条件，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同时要引导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秩序。这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影响需要观察和研究。可以肯定，这样做有利于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和社会的文明发展，客观上或许会对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和畸形发展起到某种抑制作用。

　　二是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目前全国完全失去土地或者人均耕地0.3亩以下的农民多达4000—5000万人，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其中2942户的抽样调查显示，完全失去耕地的占43%，耕地被征占后收入下降的占46%。失地农民每年增加的数量以二、三百万计，补偿费用过低而且会坐吃山空。廉价征用土地，“以地生财”、“以乡养城”成为原始积累的新形式。矛盾在日积月累，有的地方酿成严重社会不安，现行土地政策和制度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安定失地农民，如何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必须研究解决的大问题。

　　在城市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能放松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即使城市化进展顺利，农村人口2010年至少还有7亿，2020年至少还有5亿，仍然是个庞大的人群。“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粮食生产问题，现在不仅要解决全国十多亿人口吃饭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要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如何切实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如何促进粮食市场发育和完善政府调控政策？如何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如何扶持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如何解决退耕农民生计问题，巩固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成果？如何应对农产品进口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如何摆脱县、乡财政的困境？如何把握继续推进农村改革的切入点和着重点？如何确定国家扶持政策的切入点和着重点？在农业税免除后，国家可以采取哪些普惠的政策帮助农民减负增收？例如，是否完全由财政负担农村义务教育的支出？等等。

　　全国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如何在全国农村普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有的经验还不能提供完整而清晰的答案，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

　　根据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的实际情况，“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要把解决社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我们的目标，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经济建设是中心，经济不发展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但如果社会问题不解决，不仅直接危及经济发展，国家也不会太平。“五个统筹”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注重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事实上，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顺时应变，加大了这方面工作的力度。

　　社会领域的问题错综复杂，往往带有更浓厚的中国特色，必须根据中国国情，有针对性地采取政策措施。梳理归纳，当前影响最大并且会长期存在的，是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业问题。我国人口多，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增长，加上大量农民离乡进城，隐性失业变为显性失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劳动力市场动荡，未来5—15年就业压力很大。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影响劳动力需求的是两种起相反作用的因素：一方面，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国有企业改革，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另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分工深化，新的产品、新的产业、新的就业领域和就业形式不断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发展，是扩大就业容量的因素。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就业问题将是长期存在的大问题。发达国家人口比我国少得多，不断缩短工作时间，还长期受到失业问题的困扰，我国就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要认真研究扩大就业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就业形式的关系，研究扩大就业与保障劳动者权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研究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劳动者各自的责任，研究完善劳动力市场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也是当务之急。要把普及义务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和促进就业根本大计，同时在农村和城市普遍开展职业技术培训。目前农村劳动力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很少，绝大部分初、高中毕业生没有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城市职业技术教育也很薄弱。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普通高校毕业生也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

　　第二，收入差距问题。对于反映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适用范围及其对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社会意义，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但差距持续扩大是公认的事实。对于收入差距的现状和趋势，可以大体上从两个层面做出判断：

　　在初次分配领域，差距明显扩大的主要是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随着私营经济发展、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加深，收入差距是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在所谓“体制内”部分，平均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公务员系列收入的平均主义甚至比过去还要严重，但在某些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之间、不同地区的公务员之间，也存在差距过大的问题。群众不满意的，主要是非法暴富者和体制不合理造成的灰色收入。

　　在再分配领域，由于税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调节不力。基本方针过去是三句话：“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应该变为四句话，加上“救助贫困群体”。四个方面都需要加强。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例如，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和合理界限是什么？如何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达到实现社会公平和保护经济发展活力这样的双重目标？怎样采取更为透明、公正的分配方式，消除灰色收入的体制根源？怎样使“体制内”的收入分配改革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能够统筹兼顾？如何在保护公、私财产权的同时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达到劳资两利之目的？如何调节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适当提高目前显得过低的最终消费率，以增加城乡居民消费？舆论引导也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三，社会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改革初期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某些措施着眼于减轻财政负担而缺乏健全的制度规范，历史欠账和积累矛盾不少。加之老龄化快速发展，城乡庞大失业人群存在，传统家庭养老方式趋于解体，社会保障的压力与日俱增。清欠旧账和建立新的比较规范的社会保障体制都是“十一五”时期要办的大事。如何实现城市社会保障体制的平稳过渡？如何根据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办法而又有利于逐步走向统一？如何改善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解决农民基本医疗问题？在农村，是建立最低生活保障，还是建立社会救济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如何起步？如果从“五保户”的社会救助做起，“十一五”时期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健全的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缓和阶级矛盾起了重要作用，70年代以来由于保障标准过高而难以为继，不得不进行改革但困难重重。我国经济不发达而社会保障任务又很艰巨，只能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方针逐步推进，不能过高承诺，但一经承诺决不能食言。

　　第四，健全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加剧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反映。这种发展趋势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诸如创业门槛降低，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和居住地选择余地扩大，城乡流动障碍破除，使身处下层者有可能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处境，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和财富创造；同时也蕴含着新的社会矛盾，例如，一些人可能丧失既得利益而地位骤然下降，经济地位上升的人又可能提出政治诉求。如何分析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如何从体制和政策上疏通社会流动渠道，促进社会的有序流动，以利于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如何处理危机应急机制和常规制度建设的关系，以利于处理社会危机？如何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创新，发展多元化的社会沟通渠道，包括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挥传统组织优势，同时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以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些方面都有许多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

　　(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外部环境和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需要用全球战略眼光谋划发展，在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中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关键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国内近年来有关于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否过高和利用外资是否过度的忧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从“进出口额/GDP”公式简单得出结论。首先，这个公式本身是有缺点的，因为进出口额是货物贸易，GDP则包括服务业，而发达国家服务业在GDP构成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我国，用这个公式进行国际比较势必相对地高估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如果用世界银行通用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商品GDP”公式加以修正，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远低于德国，而与美、日大体相当。其次，还要考虑到，进出口额是进出口货物的全部价值，GDP是增加值，我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50%以上，简单计算的外贸依存度显然高估了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再者，即使使用“进出口额/GDP”这个公式，假如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数据，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左右，远低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虽然对我国的购买力平价国内外有不同的计算，但都远高于汇率法计算的结果。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2002年为1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2.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0.3%)。通常所说的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5000多亿美元，没有扣除折旧和撤资，按照国际通用的“固定资产余额”推算，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在26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当年GDP的18%，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全球吸引外资的竞争很激烈，连发达国家也在积极吸收外资，我国也应该继续积极吸收外资。关键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未来5—15年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必须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处理好在国际社会中的矛盾与问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保障外部资源的稳定供给。我们只能在对外部资源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推进现代化建设。我国目前在世界主要资源市场上所占份额还不大，但在需求增量中所占份额相当可观。全球资源供需基本平衡，我国支付能力没有问题，主要是如何保障稳定供给，降低采购成本。要研究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多种方式。例如：如何与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输出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如何加强与能源输入国的合作？如何保证海外资源的运输安全？随着我国资本实力日渐雄厚，未来对外投资是迅速增长的趋势。对外投资不仅是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形式，也是取得市场、技术和知识产权，加强我国与投资东道国关系的有效途径。对于体制转轨中处于起步阶段的对外投资如何引导？如何在简化审批程序的同时加强监管？如何将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与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有效结合？如何扶持企业通过跨国投资获取研发能力和海外营销渠道，通过海外投资保障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供给？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投资市场上如何防范风险？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偏重于量的扩张向注重质的提高转变，从单纯计算企业财务成本向同时注重计算土地等要素价格和环境代价的综合成本转变，从注重优惠政策向注重市场公平竞争转变，从单纯技术引进向注重消化吸收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实现这样的目标，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例如：如何协调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外资在提升我国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方面的作用？如何推进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如何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成为我国出口的主导产品？如何形成我国企业的国际营销渠道？如何吸引资本与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企业来华投资？如何引导外商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以促进中西部发展和老工业基地振兴？如何实现内外资的平等竞争，防范跨国公司形成产业垄断？等等。

　　第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迅速壮大，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势必引发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如何使各个领域的对外交往，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是长期的任务。当前需要着重研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主要贸易对象国特别是美国的经贸关系？对美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风险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如何估计？如何积极参与和有序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其他区域经济合作？如何协调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等。

　　对中国经济地位提升所引起的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世界没有准备，我们也准备不足，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要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战略，理解中国追求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理念，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疑虑。

　　第四，健全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机制。我国迅速从封闭型经济转为开放型经济，经济风险随增长活力增加而加大，而我们对开放型经济风险的防范经验不多，机制很不健全。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条件。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风险是什么？在国际资本流动加剧的情况下如何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避免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下如何避免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如何顺利度过业已开始的贸易磨擦高发期，使之不致酿成大规模的贸易战，影响国家的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需要用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政策工具。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炒作各怀心思。但如何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稳步走向有管理的弹性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影响是什么？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以上四个大的方面，实质是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城市化(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市场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化(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以及在这“四化”进程中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问题。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的全部重要问题，但可以说是今后5—15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