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就是城市化”,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脚步越来越快,人们在期盼城市化到来的同时也不免有一些莫名的惶恐。前几天北京市发动全市人民讨论,如何限制城市人的急剧增长?据说北京的市政能力已接近极限(深圳早已发出类似声音)。而最近又有消息称,在北京周边地区已形成了一个有272万人口的贫困带,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说到城市化,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城市化的典型。但对周围地区经济影响有很大不同。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经济带,国内生产总值达19124.98亿元,而发展均衡,上海市达5408.76亿元,周边城市多在400亿元以上。而京、津、唐地区却是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三大经济圈济发展最不均衡的,北京和天津GDP占该地区总量的80%,只有唐山超过400亿元。北京周边地区还有272万贫困人口。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首先是自然条件不同。上海地处江南鱼米之乡,东海之滨,长江口岸,水陆码头。周边的苏、锡、常也一直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北京三面环山,自然条件远不如上海。
其次,上海是个典型的经济型大都市。往远不用说,就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浦东还没开发时,上海的各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就现出了无数个“星期日工程师”。他们平日在单位上班,周日跑到周边乡镇企业兼职指导。可以说上海周围的苏、锡、常地区的工业在早期大都得益于上海这种科技经济的辐射。现在上海市人均GDP比北京高出一半多。
而北京是四朝古都,现在还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下,全国各地有求于北京仍然是权力和政策上的希冀。所以北京的发展有消费经济的特点。如全国各省、市,大型国有企业,几乎全在北京设有办事机构,甚至一些县在北京都设办事处。北京周围地区也多以供给北京为其经济发展特点。因此,有人将上海称为辐射型经济,北京为吸附型经济。
再有,行政区划也使北京与上海有很大不同。上海地处江苏腹地,上海市独占的直辖市地位使周边的城市只能仰视。从行政区划上看,经济发展协调能力也相对顺畅。而北京百里之遥就有另一个直辖市,河北、天津、北京三个平级行政单位怎么协调经济,确实也是一个难题。
但是,尽管有种种不同之处,大城市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却是不能忽视的。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国现在城市人口约占40%左右。中国如何走好城市化道路,上个世纪拉美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为前车之鉴。
一是过分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社会分配的公平。1950年到1980年是拉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达5.3%,但贫困差距也急剧拉大,到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到了顶峰,贫困差距也到了极点,基尼系数巴西达0.66,哥伦比亚达0.61,秘鲁达0.6。大型中心城市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1999年至2002年,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贫困人口的比重由19.7%上升到41.5%,城市失业率近20%。
二是忽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在拉美地区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好,如阿根廷和智利的首都集中了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大部分地区被排斥在经济增长之外。如巴西的东北部、北部与东南部、南部,最高与最低人均GDP相差数倍。
由于这两个不平衡,造成了拉美国家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一些重大社会问题至今无法解决,因为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口被边缘化了,一部分地区被边缘化了。
现在人们高度重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就应该特别注意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协调发展,注重整个社会的进步、特别要强调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这除了搞好基础建设,设计好行政区划外,最主要的就是利用超大型城市的经济优势,在周边地区形成产业链,没有这个产业链,一切公路、铁路、通讯等基础设施都是空的。如果说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超大型城市和其他中心城市应起什么作用的话,增强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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