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
经过“十五”规划头四年的努力奋斗,我国经济增长已经稳定地进入新一轮上升期,预计“十五”期间GDP年均增速将超过“九五”时期8.3%的水平,2005年人均GDP可能达到1400美元。未来5—15年,我们面临的挑战仍然相当严峻,能否妥善应对,将决定国内发展的基本走势。
(一)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加剧
一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处于新一轮上升周期,经济总量显著扩大,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这些都带来发展空间扩大的新机遇,也势必加大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强度。另一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经济运行成本上升,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日趋严峻,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技术含量低和经济效率差的问题。我国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两张皮”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技术水平低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
(二)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的体制性根源日益凸显
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是投资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通过市场提高投资的经济效益,又不利于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造成的社会代价。二是财政税收体制不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三是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参数失真,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四是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五是土地资源配置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引发盲目投资和新的社会矛盾。六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导致增长速度攀比和数量扩张冲动。
(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突出反映在:公共卫生和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公平。现有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不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人口发展态势仍然严峻,对社会转型期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等等。
(四)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基本国情。在这样一种基本国情下继续发展市场经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程度会不断提高,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继续扩大将在所难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要害并不在于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在于有没有整合效果较好的区域政策,能不能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提供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目前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尚不理想,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自我发展能力和全民福利水平都亟待改善和提高。
(五)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
如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我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和更多的“新贸易壁垒”(例如绿色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参与全球化将给我国带来一系列新的经济风险,而我国符合开放型经济要求的宏观调节手段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健全,等等。
发展的基本任务和前景展望
(一)未来5—15年发展的基本任务
第一步:2006—2010年,努力使经济增长方式有比较明显的转变,人民生活由初步小康过渡到水平较高、比较宽裕的小康,人均GDP明显高于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农业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取得新的进展。
第二步:2011—2020年,再经过两个五年规划期间的奋斗,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力争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实质性的转变,人均GDP跨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城市化水平明显提高,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状况显著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取得较大进展,综合国力将再上一个新台阶。
(二)未来发展前景展望
1、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仍然巨大。未来5—15年,我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可能保持7%—8%的年均速度。我们既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又有比较充分的发展要素供给条件。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需求。产业升级打破原有的结构平衡和供求关系,拓宽了新的增长空间。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改革开放的深化将进一步激发经济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生产要素的组合状况比较有利,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内源性和较大的回旋余地,突出表现为市场容量巨大、劳动力充裕和居民储蓄水平高。这些都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依托,使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2、投资与消费关系应当逐步得到合理调整,人民群众将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影响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较高的投资率。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比重将稳定在较高水平。城市化加速期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前期和中期,对投资的需求甚至远远大于第二产业。预计“十一五”期间,投资率可能略为下降,而消费率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率可能适当提高。后10年继续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变动。在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变动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持续增长,恩格尔系数将进一步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改善。
3、分阶段基本实现工业化,并使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判断标准包括:首先,农业劳动力比重应当明显下降,可望降到40%以下。其次,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应当接近目前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第三,农业机械化水平应当明显提高。第四,电子信息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
未来15年,城市化进程至少会保持改革开放以来年均提高0.9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水平预计到2010年可能达到46%,到2020年可望达到55%。随着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有可能放慢。
4、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应当取得重大进展。未来5—15年,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化和技术进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进一步转变,有可能具备比过去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和物质技术基础。但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除了体制缺陷以外,还会受到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等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我们必须加大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力争在“十一五”期间取得较大进步,在后10年取得重大进展,在缓解资源环境的约束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经过“十一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应当使我国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质量和效益有较大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较大增强。
5、人力资源应当得到更好开发。在继续保持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规模的前提下,应当把提高人口素质,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充裕的优势,作为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战略重点。“十一五”期间,力争使人口素质有较大提高,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人人都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到2020年,力争使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为建设学习型社会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城乡居民都能享受较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人类发展指数由目前的中上等发展水平上升到较高发展水平。
6、社会和谐程度应当有较大提高。应当在不同发展阶段提出有限目标,在现有物质基础上,重点应是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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