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2005年的工作，明确2006年的任务，并强调了“十一五”规划2006年的农村建设的重点。在把握发展重心和确定经济目标的同时，我们注意到，2006年我国经济形势将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可能变数和挑战。如果政策能够很好地防止经济过热，金融业能承受全面开放的冲击平稳过渡，公共财政和政府职能的转移能达到引导经济发展目标转变的预期目标，2006年，将是“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开局之年。 　　

      防止经济过热  

　　工作报告多处涉及到2006年的经济需要防止过热的地方。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今后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5%。这个目标必须是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基础上的，要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目标下实现。综合了节能、环保指标的GDP增长目标，应该低于高耗能高投资推动的GDP高速增长，是合理的增长目标。报告对增长目标的表述和解释，是经济增长目标从量向质的一个重要观念的转变，但是显然带着硬性控制各种方式的推动GDP增长的冲动意思。  

　　关于过度投资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五大“困难和问题”中的第二问题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偏高。有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偏多，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反弹的压力比较大。”这个问题被如此慎重地被提出来，是因为经济运行中存在太多投资反弹的因素和动力。比如，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用扩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弥补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下滑所引起的GDP增长率的降低的思路，就非常可能成为投资反弹动力。扩大房地产投资吸收过剩产能保持经济增长的说法，也会让大规模投资变得顺理成章。  

　　还有今后五年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头戏。在县级政府换届之际，如果GDP的业绩评价体系还没有完全得到矫正，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然存在，特别是在目前地方政府还能一定程度控制银行资本和土地资源的情况下，一不注意，农村建设就有制造新一轮过度投资的风险。过分超前的建设，最后埋单的可能又是银行的坏账，农村可能由土地问题引起更大的不稳定，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可能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我们认为，平均7.5％的增长目标、强调投资反弹和价格机制的改革，都具有明确的政策导向性。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说来，财政政策今年要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财政赤字比上年预算减少，并控制行政经费增长。政府少借一点钱，少花一点钱，预算赤字规模递减，非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明显。货币政策将继续按照其政策目标控制货币总量，适当进行信贷总量的调控。中性偏紧可能是货币政策的特点。  

　　迎接金融开放“大限”  

　　2006年是WTO承诺全面开放的最后一年。  

　　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最大的影响是外资银行将可以在中国开展人民币存款业务。外资银行可以凭借严格的风险控制、良好的客户服务、多样化的全球资产配置的投资产品和经营管理的水平，吸引有理财需求的高端客户从本地银行转移存款连带高端客户的信用卡和其他中间业务。  

　　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的合资或战略投资，使外资银行借助本地银行的庞大网络逐渐渗透零售业务。外资银行可以凭借其全球综合服务体系，对中国公司客户的海外投资、贸易和资金运作和管理提供非常有效率和有价值的服务。这对主要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经营模式还没有根本改变、中间业务正在起步的银行业，无疑存在破釜沉舟的危机和必须背水一战的压力。  

　　资本市场作为金融服务业应该也将面对金融开放“大限”的挑战。资本市场的开放意味着外国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的进入门槛将降低，额度将增加，规则将放松，影响将加大，当然风险也将上升。  

　　上市公司可以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规定，可能加大将来资本市场中外资收购兼并的能力，这对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无好处，但同时也会推动资本市场的许多游戏规则的改变，增加资本运作领域的竞争。更多的合资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将与本地公司同台共舞，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实施“放进来”的策略，逐渐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开放还要“走出去”，加入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要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还可能扩大外资在农村金融改革中的参与。  

　　改革开放是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开放意味着竞争。金融应该比其他行业更有兵临城下之感。在全面开放的前夜，对于全面开放可能带来的机遇要好好把握，对可能带来的冲击要提前做好准备。特别是在对内开放的部署上，要像对外开放一样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平衡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金融行业的失衡和维护金融安全和培养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调整公共财政投向  

　　政府工作报告对公共财政钱从哪来到哪去的安排，可能使我们能看见经济发展目标的转变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脉搏。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  

　　首先，从这些数字使我们看见政府打算做什么。3397亿支农资金占去年全年3万亿税收的11.3％。所有列出的投入农村建设、农村教育、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和科技发展的资金占去年全年税收的19.7％。财政资金实实在在地在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农村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  

　　其次，我们看见政府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财政加大在公共领域的投入预算，公共财政的职能将在这些社会效应很大、财务收益不高的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第三，我们也看见政府正在减少项目投资，基础实施建设的重点向农村转移。有所为也有所不为。政府职能的这种转移将给经济改革带来深刻的影响。  

　　不过我们认为，像做房子要打地基一样，财政向所有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打地基”的投入，是必要条件。真正完善体系的充分条件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和引导被保障者自己的参与。这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创造收入的持续增长机制，特别是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机制，提升老百姓自身保障的能力，达成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充分条件。证券市场应该注意把握财政这样花钱带来的机会，引导民间投资利用政策资源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