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调整中的中国变量

近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不安刺激了市场对世界经济昔日种种的理性反思。蓦然回首之中，一个不曾引人注目的经济谜题骤然浮现：与过往如出一辙的能源危机为何没能像上世纪70年代一样招致“滞胀”梦魇？换句话说，为什么世界经济航船在风吹浪打之中依旧能够风驰电掣般疾速前行？

　　实际上，抛却5月以来的混乱不谈，世界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的表现着实令人惊讶：连续11个季度超过4%的平均GDP增幅堪称30年来最佳，而与之如影随形的，竟是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这种增长有力与物价稳定的并存似乎与2003年以来石油价格的持续飙升格格不入，因为历史经验和理论常识都让市场无法回避供给冲击对实体经济深入骨髓的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是什么魔力让世界经济如此“出淤泥而不染”呢？回答这个兼具深度与趣味的问题，需要从总需求和总供给两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了总需求飙升，世纪之初兴起的降息风潮让G7国家的平均基准利率在2003年纷纷跌至历史低谷，信贷成本的骤然下降拓宽了盈利空间，减少了风险考量，引致投资需求与日俱增；而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为房市升温奠定了基础，在房价飙升之中，抵押消费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流力量。

　　另一方面，廉价的亚洲市场保障了总供给充足，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势力在最近几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低价的劳动力、充足的自然资源、优惠的税率安排、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不仅为国际资本投资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标的，也给低价亚洲商品风靡全球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交融的政策取向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演了一出供需两旺的“双簧”。

　　欧阳修曾说过：“必先知政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在了解世界经济繁荣的深层成因之后，国际货币环境收紧带来的深远影响就不难窥见。当支撑供需两旺的一方力量开始消退后，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短期彷徨。显而易见，总需求一方正在坍塌，在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中国走出或即将走出低利率时代之时，宽松货币环境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刺激作用日趋减弱，世界经济格局似乎正从供需两旺滑向供大于求，对宏观经济气象转变最为敏感的国际金融市场在充分感知到这一趋势时，本能地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短期市场混乱。

　　分析就此打住似乎合情合理，但又有些意犹未尽。实际上，市场大多忽视了决定世界经济转型的另外一极：总供给。彭博社的专栏作家William Pesek在5月26日一篇名为《中国的污染大战可能激升通货膨胀》的文章中提醒人们，中国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觉醒可能成为全球商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抬头的导火索。这个结论也许某种程度上看有失偏颇，但毫无疑问，这种思路对全面深层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世界影响不无裨益。

　　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诱人的自然禀赋优势、有利的投资政策优惠作为一种环境供给力量是满足世界范围内投资需求扩张的重要因素。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在提高供给标准的同时减少了供给数量。两税合并的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的约束严格使得跨国公司在投资中国之前，需要更多地权衡利弊，试图将夕阳产业中“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全面移植到中国，随着成本的提高而可能变成“损人损己”的不当商业选择，而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进一步挤兑了这些落后投资企业的生存空间。

　　在满足消费需求方面，中国经济改革也在稳健前行之中客观降低了对世界经济总供给的支撑。中国外贸企业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正在从一条“重量不重质”的粗放型道路转向一条“重质重量”的和谐式发展道路，对自主性、品牌化、创新度的强调，以及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的力争上游让中国商品不再局限于“价廉物美”的简单加工和直接复制。此外，中国汇率改革的有效进行，客观上让人民币表现出“短期波动，长期升值”的发展趋势，在汇率走高带来的出口抑制作用日趋彰显的背景下，中国外贸对世界经济总供给的数量贡献正在悄然减小。

　　总之，中国经济改革潜在抑制了世界经济总供给层次的疾速扩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搭配”正在从充满激情的“双松”转向审慎有序的“双紧”，在经历了一段复苏疯狂后，世界经济正以短期金融动荡为序幕，悄然回归理性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