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宏观调控”?
现如今，“宏观调控”成了中国最时髦的名词之一，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宏观调控，似乎人人都成了宏观调控专家。然而，稍加注意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张三所说的“宏观调控”与李四所说的宏观调控，根本“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两码事儿。有的人讲宏观调控讲的是总量控制，而有的人实际上说的是产业政策，还有的人其实指的是企业经营层面出现的微观问题，……如此等等。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不妨先从“宏观调控”一词的演变过程来考查一下，或许能够找出产生这些歧异的部分原因所在。有关宏观调控的“词根儿”，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在世界各国大体通用，但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先使用的是“宏观调节”一词，这或多或少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对于经济规律还是有一分敬畏之心的，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点“调节”作用。
但不知从何时起，“宏观调节”变成了“宏观调控”，似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又不知从何时起，有专家学者又将“宏观调控”进一步与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挂起钩来，与“熨平经济周期”划了等号；还有专家学者进一步将作为短期政策的宏观调控长期化，又从总量控制拓展到结构调整，甚至连环保等社会管理职能也统统纳入了宏观调控的名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所提到的，现在宏观调控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于是，经过这一连串的“创新”、“演变”之后，宏观调控成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
应当承认，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搞的是计划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才刚刚开始。因此，对于如何搞好市场经济，尤其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宏观调控，我们的知识十分有限，经验并不充分，即使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很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更何况经济波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熨平经济周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给宏观调控“戴高帽子”的做法，只会加重政府的责任，束缚政府的手脚，更容易导致政府在高压之下决策出错，甚至有可能将原本属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自然现象，如 (在合理区间内)正常的周期性波动，也统统归结为政府的政策失误或控制能力不强。
此外，宏观调控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将环境保护等社会管理职能也纳入宏观调控名下，虽然从短期看可能有利于暂时加强环境保护和宏观调控，但是从长期看反而会弱化环境保护和宏观调控，使环保力度随着宏观调控 (经济波动)而时紧时松，导致环保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宏观调控手段逐渐失效。
因此，给宏观调控减压，让宏观调控归位，进而让宏观调控给市场调节留下应有空间，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和培育市场机制恐怕会更有好处。
宏观调控就是宏观调控，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总量控制，不要赋予宏观调控太多的职能，不要让宏观调控不堪重负。
二、为什么需要宏观调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就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是不容质疑的，不存在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还要不要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不同的经济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维持和恢复均衡的作用，因此，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可能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便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上来。
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经济偏离长期趋势，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然而，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也就是说，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的暂时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也不需要政府干预。所以，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它不是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也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更不可能由宏观经济政策来熨平。由于种种原因，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能熨平经济周期，相反，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反而有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如果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能否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是市场机制健全的经济体中，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也就无所谓“宏观调控”。
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才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宏观调控首先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失”，而不是弥补市场的“失灵”。
当然，倘若这一推理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弱化，也就是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当逐步地让位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相反。
三、如何改善宏观调控?
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还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天生就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缺陷；而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对经济的调节大多是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
因此，不得不用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天生制度缺陷的“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尚在发育之中、机制尚不健全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难点所在。因此，目前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求有高超的调控技巧，而且需要对宏观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加以改善。
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政策失误，忽略了体制上、机制上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和制度性缺陷，从而导致失误不断重复，问题反复出现，宏观调控常常“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因此，我们不妨从我国现行宏观调控体系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从制度层面加以深入分析，从机制层面寻找客观原因，从改革中寻找出路。
关于改善宏观调控，似乎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在事前阶段，首先要改革现行统计制度，加强宏观调控基础设施建设。
要想实现及时、正确的宏观调控，其前提是要能够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而要想对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又首先需要获得大量而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目前，我国的统计工作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失真现象比较严重，集中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有关GDP的统计核算上。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有关GDP及其增长速度的统计差距问题比较严重，而且有日益加剧的趋势。
2000年至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7、2．2、2．6和3个百分点，2004年则高出3．9个百分点。
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统计制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性缺陷：
缺陷之一是，各级统计部门位于行政部门序列之中，置于地方政府首长的领导和管理之下，缺乏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纵向负责制，导致统计工作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缺陷之二是，统计调查缺乏强制性与为被调查者保密意识薄弱现象共存。
缺陷之三是，统计部门同时拥有统计调查、形势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等四大职能，而这些职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近年来，我们比较重视垂直管理，哪个系统下面出现了问题、管理不力就实行垂直化管理，将决策权收上来。然而最应当垂直的却一直没有垂直。我个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最应当实行垂直化管理的首先是统计部门，因为统计数据是一切科学决策的基础。只有中央政府能够准确地掌握下面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对宏观经济做出准确判断和科学决策。
因此我们主张，尽快将统计部门实行垂直化管理，并加强其相对独立性，同时还应当适当分离统计部门的形势分析、经济预测等附属职能，以便使统计部门能够专心致志搞好统计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已经高度重视统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2004年全国人大在浙江等地开展了《统计法》执法调研，从全国人大领导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国家改革现行统计制度的坚定决心。目前，国家统计局也在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研究相关的改革方案。修改《统计法》的工作也已经指日可待。
在事中阶段，应注意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改进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为了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讲，有两点至关重要：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一个是货币政策决策的规范化。
首先，没有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一点早已被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也被一些专家学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所充分论证。
在我国，自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及人民银行设立大区分行以后，地方政府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干预大大减少，但是此轮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表明，一些中央部门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还依然存在，这充分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应当使其不仅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而且还能够有效墙抵御来自中央部门的干预。
有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尽管目前在公开场合很尘膏专家学者提及，但是在私地下却存在着高度的共识。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4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竟有高达87％的被访专家学者都认为“保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很重要”，可见共识程度之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人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政治化，并且“无限上纲”，也有人呼吁撤销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恢复到省分行的体制，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使中央银行的改革付诸东流，甚至出现严重倒退。
其次，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加以规范和透明，以便加强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得到广泛理解和贯彻执行。为此，应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尽早从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且还应作出明确规定，即：所有参与货币政策制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发表的言论和表决情况，都应当记录在案，并在保密期结束之后予以公开，供今后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以便使所有货币政策决策的参与者都能够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
在事后阶段，应重视不同意见，建立纠错机制。
回顾以往的宏观调控，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从反面教训来看，从1958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粮食亩产“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到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搞承包制，我们纠错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四小龙”饿速崛起的20年。在这期间，虽然在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时也曾一度有过纠错的机会，但终因批判彭德怀而坐失良机，“纠左”变成了“反右”。最终，我们为此付出 7巨大而惨痛的代价，仅“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了数千万人。
再从正面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不久，由于人心重振，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一时间，许多同志都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已经来临。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和经济理论界，包括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都普遍存在着一种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因此赞成“新跃进”的声音很大，有的同志将“新跃进“的构想建立在从国外大量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基础上，也有的同志主张“赤字无害论”，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对此，陈云同志连声说了三遍：“我害怕”，并对当时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李先念同志以及谷牧同志多次提出，“会议能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后来，陈云同志又在其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坦率直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引进工作要循序渐进的意见。其后，中央高层领导不仅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反对意见”，而且很快还让陈云同志重新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从而使我国经济避免了重蹈“大跃进”的覆辙，也使得改革开放避免了从一开始就翻车的命运。
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看，建立纠错机制十分重要。任何社会，任何组织，要想减少决策失误，减少因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及时而有效的纠错机制。在我国封建社会，主要是依靠诔官制度来防止决策失误和及时纠错；而在现代社会，则主要是依靠决策的规范：化、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来加以实现。四、如何评估宏观调控?
应当如何评估宏观调控，以及宏观调控究竟能否“熨平经济周期”，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宏观调控水平的确是够高的了，2003年GDP为9．5％，2004．年还是9．5％，2005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9．5％，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仅被“熨平”，而且增长率已经成了一条直线，甚至与 1979年至2003年这20多年的平均水平9．4％所差无几。
然而，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我们究竟浪费了多少资源，损失了多少效率，付出了多大代价呢?无人能算得清楚。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一方面，各地各级地方政府整天忙着招商引资，跑项目，促出口，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相互攀比GDP；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整天忙着搞“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对象又主要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两边都做了许多无用之功，所做的许多功都相互抵消掉了，同时还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真正属于政府职能范畴的公共服务却未能到位。各级领导都很忙碌，但是人民群众仍不满意。上学贵、看病难、应急管理跟不上等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可见，政府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就中央政府而言，首先应适当调整外经贸发展战略：一是从单纯鼓励招商引资，转向国外资源与国内资源并重，更加重视搞活国内金融市场，动员国内资金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二是从单纯鼓励出口创汇，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更加重视研究进口战略，扩大国内需求。
就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首先应当将工作重心从“以GDP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从直接的招商引资转向注重投资环境建设上来；从盲目攀比增长速度转向追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
只有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到位，中央政府才有可能从频繁而繁重的宏观调控中适当解脱出来，将精力更多地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薄弱环节上。
现如今，“宏观调控”成了中国最时髦的名词之一，几乎人人都在谈论宏观调控，似乎人人都成了宏观调控专家。然而，稍加注意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张三所说的“宏观调控”与李四所说的宏观调控，根本“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两码事儿。有的人讲宏观调控讲的是总量控制，而有的人实际上说的是产业政策，还有的人其实指的是企业经营层面出现的微观问题，……如此等等。
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不妨先从“宏观调控”一词的演变过程来考查一下，或许能够找出产生这些歧异的部分原因所在。有关宏观调控的“词根儿”，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是经济学教科书上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在世界各国大体通用，但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最先使用的是“宏观调节”一词，这或多或少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对于经济规律还是有一分敬畏之心的，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充其量只能起到一点“调节”作用。
但不知从何时起，“宏观调节”变成了“宏观调控”，似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也得到了加强。又不知从何时起，有专家学者又将“宏观调控”进一步与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挂起钩来，与“熨平经济周期”划了等号；还有专家学者进一步将作为短期政策的宏观调控长期化，又从总量控制拓展到结构调整，甚至连环保等社会管理职能也统统纳入了宏观调控的名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先生所提到的，现在宏观调控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于是，经过这一连串的“创新”、“演变”之后，宏观调控成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
应当承认，自建国以来，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里搞的是计划经济，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才刚刚开始。因此，对于如何搞好市场经济，尤其是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宏观调控，我们的知识十分有限，经验并不充分，即使出现一些失误也是很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更何况经济波动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熨平经济周期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给宏观调控“戴高帽子”的做法，只会加重政府的责任，束缚政府的手脚，更容易导致政府在高压之下决策出错，甚至有可能将原本属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自然现象，如 (在合理区间内)正常的周期性波动，也统统归结为政府的政策失误或控制能力不强。
此外，宏观调控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万能钥匙”。将环境保护等社会管理职能也纳入宏观调控名下，虽然从短期看可能有利于暂时加强环境保护和宏观调控，但是从长期看反而会弱化环境保护和宏观调控，使环保力度随着宏观调控 (经济波动)而时紧时松，导致环保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宏观调控手段逐渐失效。
因此，给宏观调控减压，让宏观调控归位，进而让宏观调控给市场调节留下应有空间，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和培育市场机制恐怕会更有好处。
宏观调控就是宏观调控，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就是总量控制，不要赋予宏观调控太多的职能，不要让宏观调控不堪重负。
二、为什么需要宏观调控?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就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这是不容质疑的，不存在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究竟还要不要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不同的经济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具有自动维持和恢复均衡的作用，因此，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的。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可能是非常剧烈的，并且持续时间可能会比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干预，以便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上来。
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经济偏离长期趋势，从而形成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然而，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认为，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也就是说，经济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的暂时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也不需要政府干预。所以，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正常的，它不是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也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理由，更不可能由宏观经济政策来熨平。由于种种原因，宏观经济政策不仅不能熨平经济周期，相反，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反而有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如果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能否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就是市场机制健全的经济体中，是不需要政府干预的，也就无所谓“宏观调控”。
然而，我国目前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只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才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宏观调控首先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失”，而不是弥补市场的“失灵”。
当然，倘若这一推理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弱化，也就是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当逐步地让位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相反。
三、如何改善宏观调控?
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还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天生就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缺陷；而另一方面，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是必不可少的，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对经济的调节大多是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
因此，不得不用来自于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着天生制度缺陷的“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尚在发育之中、机制尚不健全的“看不见的手”，这就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难点所在。因此，目前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求有高超的调控技巧，而且需要对宏观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加以改善。
过去，我们往往习惯于将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统统归结于政策失误，忽略了体制上、机制上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和制度性缺陷，从而导致失误不断重复，问题反复出现，宏观调控常常“被同一块石头绊倒”。因此，我们不妨从我国现行宏观调控体系本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从制度层面加以深入分析，从机制层面寻找客观原因，从改革中寻找出路。
关于改善宏观调控，似乎可以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在事前阶段，首先要改革现行统计制度，加强宏观调控基础设施建设。
要想实现及时、正确的宏观调控，其前提是要能够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而要想对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又首先需要获得大量而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目前，我国的统计工作似乎存在着一些问题，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失真现象比较严重，集中表现在中央与地方有关GDP的统计核算上。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有关GDP及其增长速度的统计差距问题比较严重，而且有日益加剧的趋势。
2000年至2003年，各省区市核算的GDP增长速度的加权平均数，比国家统计局核算的全国GDP增长速度分别高出1．7、2．2、2．6和3个百分点，2004年则高出3．9个百分点。
造成统计数据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统计制度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制度性缺陷：
缺陷之一是，各级统计部门位于行政部门序列之中，置于地方政府首长的领导和管理之下，缺乏应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纵向负责制，导致统计工作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
缺陷之二是，统计调查缺乏强制性与为被调查者保密意识薄弱现象共存。
缺陷之三是，统计部门同时拥有统计调查、形势分析、经济预测和政策建议等四大职能，而这些职能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
近年来，我们比较重视垂直管理，哪个系统下面出现了问题、管理不力就实行垂直化管理，将决策权收上来。然而最应当垂直的却一直没有垂直。我个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最应当实行垂直化管理的首先是统计部门，因为统计数据是一切科学决策的基础。只有中央政府能够准确地掌握下面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对宏观经济做出准确判断和科学决策。
因此我们主张，尽快将统计部门实行垂直化管理，并加强其相对独立性，同时还应当适当分离统计部门的形势分析、经济预测等附属职能，以便使统计部门能够专心致志搞好统计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已经高度重视统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2004年全国人大在浙江等地开展了《统计法》执法调研，从全国人大领导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国家改革现行统计制度的坚定决心。目前，国家统计局也在向社会公众广泛征求意见、认真研究相关的改革方案。修改《统计法》的工作也已经指日可待。
在事中阶段，应注意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改进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为了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讲，有两点至关重要：一个是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一个是货币政策决策的规范化。
首先，没有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就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这一点早已被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所反复证明，也被一些专家学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所充分论证。
在我国，自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以及人民银行设立大区分行以后，地方政府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干预大大减少，但是此轮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表明，一些中央部门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干预还依然存在，这充分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应当使其不仅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而且还能够有效墙抵御来自中央部门的干预。
有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尽管目前在公开场合很尘膏专家学者提及，但是在私地下却存在着高度的共识。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4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竟有高达87％的被访专家学者都认为“保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来说“很重要”，可见共识程度之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人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政治化，并且“无限上纲”，也有人呼吁撤销人民银行大区分行，恢复到省分行的体制，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使中央银行的改革付诸东流，甚至出现严重倒退。
其次，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加以规范和透明，以便加强中央银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得到广泛理解和贯彻执行。为此，应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尽早从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且还应作出明确规定，即：所有参与货币政策制定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发表的言论和表决情况，都应当记录在案，并在保密期结束之后予以公开，供今后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以便使所有货币政策决策的参与者都能够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
在事后阶段，应重视不同意见，建立纠错机制。
回顾以往的宏观调控，我们可以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首先从反面教训来看，从1958年搞人民公社、大跃进，粮食亩产“放卫星”，全民大炼钢铁，到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搞承包制，我们纠错花了整整20年的时间。而这20年，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四小龙”饿速崛起的20年。在这期间，虽然在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时也曾一度有过纠错的机会，但终因批判彭德怀而坐失良机，“纠左”变成了“反右”。最终，我们为此付出 7巨大而惨痛的代价，仅“三年困难时期”就饿死了数千万人。
再从正面经验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不久，由于人心重振，国民经济很快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一时间，许多同志都以为组织“新跃进”的时机已经来临。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十年动乱之后，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和经济理论界，包括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等主要领导同志，都普遍存在着一种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急切心情，因此赞成“新跃进”的声音很大，有的同志将“新跃进“的构想建立在从国外大量引进资金和技术的基础上，也有的同志主张“赤字无害论”，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来发展经济。对此，陈云同志连声说了三遍：“我害怕”，并对当时主持国务院务虚会的李先念同志以及谷牧同志多次提出，“会议能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后来，陈云同志又在其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坦率直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既积极又稳重，引进工作要循序渐进的意见。其后，中央高层领导不仅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反对意见”，而且很快还让陈云同志重新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从而使我国经济避免了重蹈“大跃进”的覆辙，也使得改革开放避免了从一开始就翻车的命运。
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看，建立纠错机制十分重要。任何社会，任何组织，要想减少决策失误，减少因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及时而有效的纠错机制。在我国封建社会，主要是依靠诔官制度来防止决策失误和及时纠错；而在现代社会，则主要是依靠决策的规范：化、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来加以实现。四、如何评估宏观调控?
应当如何评估宏观调控，以及宏观调控究竟能否“熨平经济周期”，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有学者指出，我们的宏观调控水平的确是够高的了，2003年GDP为9．5％，2004．年还是9．5％，2005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9．5％，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仅被“熨平”，而且增长率已经成了一条直线，甚至与 1979年至2003年这20多年的平均水平9．4％所差无几。
然而，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我们究竟浪费了多少资源，损失了多少效率，付出了多大代价呢?无人能算得清楚。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一方面，各地各级地方政府整天忙着招商引资，跑项目，促出口，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相互攀比GDP；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整天忙着搞“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对象又主要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两边都做了许多无用之功，所做的许多功都相互抵消掉了，同时还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与此同时，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真正属于政府职能范畴的公共服务却未能到位。各级领导都很忙碌，但是人民群众仍不满意。上学贵、看病难、应急管理跟不上等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可见，政府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就中央政府而言，首先应适当调整外经贸发展战略：一是从单纯鼓励招商引资，转向国外资源与国内资源并重，更加重视搞活国内金融市场，动员国内资金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二是从单纯鼓励出口创汇，转向出口与进口并重，更加重视研究进口战略，扩大国内需求。
就各级地方政府而言，首先应当将工作重心从“以GDP为中心”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来；从直接的招商引资转向注重投资环境建设上来；从盲目攀比增长速度转向追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
只有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到位，中央政府才有可能从频繁而繁重的宏观调控中适当解脱出来，将精力更多地放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薄弱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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