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形势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面临的是经济增长虚高与消费率和国民收入增长滞缓问题，如果听任这种增长模式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固化，“两低”问题将累积并加重，最终将使面上投资过热与底层的过剩合二为一，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及早未雨绸缪，避免陷入新的增长困境。

    世界经济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形成以美国为主体的单极多边非对称增长格局

    1、以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虚体经济全球化，金融投机泡沫频频泛起。

    在发达工业化国家传统产业产能全面过剩、实体经济萎缩的背景和压力下，以跨国公司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大规模并购为标志，产业的国际分工持续深化，全球经济金融日趋一体化。跨国公司为转移过剩产能，加快将工业和服务业低端价值链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转移，这在降低了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成本的同时，使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获得急速膨胀的空间。在当前全球500强前50家中，金融寡头集团占了17家，并且实力日臻雄厚，富可敌国。

    虚体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影响是，国际游资充斥市场，巨量资金在国际间游荡，伺机逐利，导致投机性资产泡沫全球频起。据联合国有关专家估计，当前，包括股市、房市和商品市场在内，全球金融资产性泡沫总量已超过全球GDP的50％。美国股市泡沫破灭后，在美联储流动性快速释放的刺激下，新的房地产行情替代了股市，全球的房产泡沫由此代替了股市泡沫，并蔓延开来。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房市也日益成为发达国家货币扩张的对象，在国际游资的频频冲击下，近10年来，已经在亚洲、俄罗斯、南美等地爆发了多次国际性金融资产危机。

    2、国际经济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多边运行格局，世界经济增长基础脆弱。

    在当代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下，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膨胀的结果，国际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运行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以前苏联解体、两大对立经济阵营的瓦解为转折，推动了市场经济全球化进程，美国变成世界超强；二是IT产业的蓬勃兴起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加深了全球经济的融合，国际经贸传导机制力量增强；三是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大型和超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在吸纳发达国家过剩资本的同时，加速了产业的国际化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全球化进程。国际经济关系从以往的美日欧“三足鼎立”“南北”两极对立，正在演变成美国“一股独大”，日、欧相辅，“南北”共生和“南南”合作的单极多边发展格局。

    警惕“五高两低”带来的不利影响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中出现了令人关注的“五高两低”现象，即高储蓄、高投资、加工制造业高增长、高出口、高外汇储备和低收入增长率、低消费率。如果说高储蓄率和高资本积累率与相关的投资冲动在以往的传统经济体制下既已有之，那么，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在新的经济增长与运行过程中，这种趋势似乎正在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常态，随着新“三高”现象的不断膨胀，“两低”状况恐将固化，如果仅是调控而不加以治理的话，将会影响经济发展进程。

    1、区域行政性板块经济增长模式及其运行机制使投资冲动固化，投资冲动难遏。

    投资饥渴在以往我国处于短缺经济状况下是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现的商品过剩还只是局部的，投资冲动也还有一定市场依据的话，在今日这种过剩已经普遍性常态化的背景下，投资冲动依然如此坚决，这已经不仅仅是用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消弭的了，只能说明它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运行体制弊端所致，投资膨胀正在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制度性痼疾。

    从国内投资的资金供需状况来看，一方面，储蓄率居高，M1的增长不及M2，资金供应大于需求，是我国金融运行常态；另一方面，不仅金融信贷领域货币整体流动性较弱，而且其流动性的强弱、方向与各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持同，基本是追高弃低，马太效应使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尽管“十一五”发展规划已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宏观经济健康运行、经济良性增长的要求和目标，但在目前的行政经济板块运行格局中，随着要素的市场化进程加快，相互之间的发展竞争强化，在地方本位主义经济的作用下，身处当前内外资本流动性宽松环境中，借助投资来实现追赶既是需要，通过外延型扩张，以规模取胜，对拉动经济增长也最为快捷，以地区经济增长率为目标，和中央博弈也似乎在情理之中，由此造成纵向上二者的目标与行为不尽一致，横向上各地新上项目互相攀比，区域经济发展的脉动始终处于一种不受节制性的状态中，自然造成信贷投放失控。

    这种内在的投资膨胀机制与固化格局在与经济周期进程发生叠加时，就会产生放大效应。我国已经进入以重化工业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阶段，在“入世”后产业全方位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过剩、资本大规模进入，并与我国的中西部开发浪潮形成对接，使我国这次经济周期上升期延长。我国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标准的商业周期，行政板块经济运行格局中的每一次调控未能使过剩产能得到妥善的处置，这种产能过剩下的投资扩张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种常态，使得我们过几年就不得不被迫来抑制一下，这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发展成本和社会资源损失。

    2、行政性板块经济依附性使吸引外资增长格局中的“两低”问题结构化。

    吸引外资在总体上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国际经贸传导机制全球化背景下，外资是一柄双刃剑的作用日益显现。随着区域外向型经济行政化板块发展格局逐渐固化，地方官员政绩与外商投资利益走向捆绑性结合，一些地方的引进吸收外资缺少与国家发展规划相衔接的总体战略，变成了单向的为外资所用，打造好的引资环境变成了牺牲内资发展，走的是一条滚动复制式单向外资发展路径，一条不顾地方民生需要，忽视内需发展的片面迎合外资依附式发展道路。其结果是国际虚体资本乘机而入，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开发区星火燎原，投机性房地产泡沫四处蔓延，有些是在一个点上看来可能合理的外资项目，实际带来的结果与全国产业布局与分工要求相悖，产业同构化中的点上领先加追涨效应造成了全局上的过剩，使“五高两低”现象结构化。

    从全国来看，因地区利用外资持续的盲目攀比和低水平复制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在加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每个百分点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而到90年代，只能拉动约0.3个百分点，并呈下降趋势。2001年-200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依次为：8.3％、9.1％、10％、10.1％和9.9％，同期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超4％逼5％，远远高于1990-2000年间的2.8％水平。我国的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化也表明，我国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呈下降趋势。从经济发展的要素动员与配置宏观效益层面上来看，这是受不少地方吸收外资缺乏优化战略、不从地方要素特点出发、盲目攀高、跟风引进所累。受地方行政引资指标约束，用有限的地方财力做配套投入并互相攀比税收优惠，持续的区域性滚雪球式地复制同类型外商加工业投资，盲目追求生产工艺资本密集化，使不少地方的生产要素自相贬值，令外商在投资选择时可以在区域上“货比三家”，并采取“候鸟行为”，握住了我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不仅在全局上加剧了因产能日益过剩所带来的市场竞争，而且对本土民间投资形成了挤压和替代，使同样的资本投入带来的就业机会减少，随之相伴的必然是全社会的收入增长率提不高。

    总之，从本次投资过热和流动性泛滥的时空结合面上来考察，既有流量性的问题，更有结构性机制性的问题和原因，因此，与西方后工业化国家上世纪70-80年代深陷的“滞胀”困局不同的是，当前我国正面临的是经济增长虚高与消费率和国民收入增长滞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过剩经济的“滞胀”在我国的变异。如果听任这种增长模式和运行机制进一步固化，“两低”问题将累积并加重，最终将使面上投资过热与底层的过剩合二为一，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及早未雨绸缪，避免陷入新的增长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