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三季度数据看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路径

２００６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多方因素推动下，我国国民经济在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其中，第二季度ＧＤＰ增长高达１１．３％，是１０多年来最快的增长速度。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几乎达到３０％。全国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均快于上年同期。针对经济运行偏快的迹象，已经有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陆续出台，例如，央行在４月２８日与８月１９日的半年时间内两次上调金融机构的基准利率，两次加息向市场表达了政府维护经济良性增长的决心和更多以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意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宏观调控的效果已有显现。按照统计局发言人的说法，经济运行呈现出“三落一稳”的新态势：１．ＧＤＰ增速高位回落；２．工业生产增速回落；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当然，也有机构对中国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的效果持有所不同看法。为了巩固流动性调控成效，人民银行１１月３日公告称，从１１月１５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０．５％至９％。这是人民银行今年第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前两次发生在今年夏天，分别提高了０．５％。这再一次表明了政府已决心调控使经济长期运行在合意区间内。

　　１０月下旬，国家统计局按照惯例发布了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核算表明，前三季度ＧＤＰ同比增长１０．７％，比上年同期加快０．８％，比上半年回落０．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７．３％，比上半年回落２．５％，ＣＰＩ比去年同期降低０．５％，与上半年持平。

　　一、从统计数据看经济运行

　　“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提高，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年初这样概括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上升，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已逐渐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全球范围内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讨论就几乎未曾停止过。那么，经济过热是否是中国经济成长现阶段的伴随特征之一呢？以何种指标衡量经济是否过热呢？本文拟从经济学原理出发，以统计数据为基础，对于经济过热与不过热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１．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确定

　　ＧＤＰ增长率无疑是衡量经济增长的第一指标，但单纯看ＧＤＰ增长率还不足以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已脱离正常区间，而需要把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较，当前者大于后者时才能得出经济过热的结论。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定时期内、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所能提供的总供给状况。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本文采用第一种含义。对潜在增长率的确定需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约束条件及利用效率。从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看，劳动力与资本对潜在增长率的约束相对偏小，而技术进步与能源资源因素对潜在增长率提高的约束相对大些。

　　为了测度潜在增长率并据此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其基本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经济中可用的生产要素状况和使用效率。可这样的调查即使在统计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也极其费时费力，在我国则基本上不可能。尽管无法准确地测度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水平，但是，一个基本判断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技术进步因素的作用，潜在增长水平应该是上升的。一个直观衡量指标是非农业就业（第二、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中的比重，这个比重越高，表明从事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劳动人口就越多，从而劳动边际产出乃至潜在增长率就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正好走过了这样一条轨迹。近年来，有经济学家曾基于历史数据，提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９％左右，也有说法认为中国合理的潜在ＧＤＰ增长率应在８．５％－１０％之间。根据最新经济普查的结果，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９．６％。如果认可上述潜在增长率的话，那么由此导出的结论便是，中国近３０年的经济增长质量非常好，基本靠近潜在增长率。这样乐观的看法恐怕缺乏证据支持。除去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以外（下面论述），剩下的一种思路则是调高潜在增长率，这样，中国近３０年的增长许多时候都没有靠近潜在增长率，而近年来的实际增长率比以往更接近潜在增长率。从国际比较看，日本经济在１９５３—１９７９年间的平均增速为１０．９％，即是说，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应该不低于该值，甚至还要高。因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在如此长时间超过其潜在增长率。与日本相比，考虑到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禀赋以及相对低的经济发展水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比日本还要高些才符合逻辑。在此推理前提下，上半年１０．９％的增长率，乃至第二季度１１．３％的高增长率就没有必要过分担忧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１０．９％，甚至１１．３％的增长率尚不足以表明经济就已经过热了，但从长远看，再低些的经济增长率会更健康。多方面的统计数据和分析证实，一个国家的长期均衡增长率最好是在８．５—９％的区间内。因为在这个区间内，增长速度和通胀率会取得一种适宜的组合。

　　２．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判断

　　实际经济增长率表明一定时期内由社会总需求所决定的产出增长情况。这是一个最综合的经济指标。其突出反映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这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虽然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容质疑的，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却一直饱受争议，进而影响了人们对由统计数据所反映的实际增长速度可信度的认可。从目前情况看，统计数据中的“高报”与“低报”的现象同时存在。

　　从“高报”方面看，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省级统计数据一直高于国家级数据。例如，２００４年地方核算的ＧＤＰ总量实际上就与中央最终核准数字存在一定差异。当时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ＧＤＰ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ＧＤＰ增速相比，竟然高出３．９％，造成的ＧＤＰ总量差距高达２６５８２亿元。这相当于我国西部地区十一省一市的ＧＤＰ总量。再以２００６年为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上半年ＧＤＰ增幅是１０．９％。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报告则显示，上半年，３１个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如果按照这３１个省份所公布的ＧＤＰ计算，我国上半年的ＧＤＰ增幅为１２％，并非国家统计局宣布的１０．９％。一方是１０．９％，另一方是１２％，这两个数据之间，整整相差了８０４８亿的生产总值。究竟哪个才是我国的真实ＧＤＰ？据了解，国家和地方统计局的计算方法基本一致，造成ＧＤＰ双版本的原因有技术层面重复统计的因素，例如，工业增加值是ＧＤＰ的重要部分，按照法人属地的原则进行统计，但如今法人企业下属机构甚多，因而各省都存在重复统计现象。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数字加水的体制原因在于ＧＤＰ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地方政府具有操纵统计数据的强烈动机，并具有这种操纵能力。

　　与“高报”相比，数据“低报”则是近两年出现的新现象。据报道，特别在一些东部发达省份，为了化解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避免更严厉调控措施的出台，因而，在上报经济数据，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时有压低数据的倾向。基于这一考虑，不少经济学家对于最新数据中表现出工业增加值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稳步下降”表示了疑虑，尤其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有质疑，他们认为这一“自下而上”的数据可能存在地方政府“缩水安抚”中央的可能性，并且这也无法反映企业自有资金在投资上的活跃表现。

　　目前统计数据中“高报”与“低报”的同时存在加深了对真实增长率的确认难度。许多专家认为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相对准确一些。其原因是国家统计局能够综合全国的情况，最大限度地纠正省级数据中的误差。银河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曾说，统计局的数据可能不完全“科学”，但是我们应该科学地解读。看来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处理办法。

　　３．ＣＰＩ高低的辨析

　　ＣＰＩ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英文简称。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界定，ＣＰＩ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目前，ＣＰＩ指数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医疗保健、居住等八大类，共３００多项。

　　与ＧＤＰ增长率一样，ＣＰＩ也是反映宏观经济运行非常关键的指标，其重要性可以说与ＧＤＰ增长率不相上下。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ＣＰＩ历来受到中外各界的质疑，其质疑程度甚至高于ＧＤＰ增长率。每次国家统计局公布ＣＰＩ都会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普遍认为，统计局公布的名义ＣＰＩ与实际ＣＰＩ相去很远。例如，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一季度ＣＰＩ为１．２％，但实际情况与公布的数据显然有距离。今年国内许多最终消费品都在快速上涨。如汽油价格３月份上涨超过９％以上；今年以来，国内各大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２００６年一季度北京房价同比上涨１４．８％，深圳涨２０．６２％，广州上涨１４％。有研究者以１９７８年ＣＰＩ的权重计算认为，如果考虑制度因素与中国国情，２７年间中国城市ＣＰＩ至少被低估１０倍以上。

　　关于ＣＰ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统计技术方法上。一是统计样本；二是样本权重。由于国家统计局不对外公布ＣＰＩ的分类权重并不断调整权重，使得中国ＣＰＩ统计系统最终被外界看成了一个“黑匣子”。一般认为，目前ＣＰＩ被低估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变迁因素，即对于诸如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等改革而造成居民支出大增所设置的权重过低，致使居民实际消费与ＣＰＩ的统计差异很大。虽然国家统计局多次表示，我国现行的统计方法是科学的，统计数据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但ＣＰＩ名义值与实际情况的差异总令人感觉ＣＰＩ数据编制的滞后性。甚至连央行在２００５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也指出，“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ＣＰＩ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这种数据偏差有可能误导政策的取向。因此，ＣＰＩ存在的缺陷使得人们在做决策时的预期ＣＰＩ都高于公布的名义ＣＰＩ，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央行的举动。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今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的名义ＣＰＩ仅为１．２％、１．３％、１．３％，而根据国际惯例，当ＣＰＩ在２％以下时，根本不需要加息，但央行在今年４月和８月连续两次加息。

　　值得欣慰的是，为了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国家统计局已经着手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由国家统计局代替地方直接进行关键经济运行数据的核算，并形成统计结果。目前正在若干城市推行城调队直属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据悉，直属改制后的城调大队人事任免权将直接归国家统计局，其调查统计经费也将直接由中央财政负担。但要从根本上杜绝地方统计数据失真的问题，还应当把今后的统计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许多专家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修改之后的《统计法》身上。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当前宏观调控的行政特征比较突出，即混合型政策工具在现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及时地抑制了经济的过快增长。但其弊病也很明显，反复使用会阻碍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培育，当市场体制发育基本成熟和政府当局对宏观总量管理的知识和手段都能熟练地运用时，宏观调控就会走上市场化调节的轨道。

　　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政府犹如企业，彼此间进行经济增长速度的竞争；在各自辖区中，地方政府又如同垄断企业。这种结构成为中国特色的微观经济基础。它既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也是经济过热的源头。必须通过适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来破解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对抗”。

　　二、宏观调控的优化路径

　　基于目前经济运行与体制的特点，宏观调控优化可考虑遵从以下路径进行。

　　１．改善“组合拳”式政策工具的效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持续推进。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还伴随着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经济进程中最重要的特色。发改委主任马凯把现行宏观调控手段称为“组合拳”式的，即它涵盖了行政、经济和法律的手段。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尚不完善，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还在建立之中。另一方面，政府也在从经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过程中。因此，现阶段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既来自于经济运行内部，也来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有时后者力量甚至大于前者。而发自于行政力量的经济增长对于市场手段的调节是刚性的。因此，中央政府不得已只有用行政调控来对付地方政府驱动的过热性增长。该种方式又被称为宏观调控“微观化”。

　　虽然政府一再表示宏观调控尽可能不用或者少用行政手段，而主要采取经济和法律的办法。但实际上，在上述背景下，当前宏观调控的行政特征确实比较突出。自２００４年以来，除了几次利率调整之外，宏观调控几乎完全在由国家发改委主导。其措施几乎完全是行政性，包括通过政令方式控制土地供应，严格控制项目审批，强化环保标准的执行，或者直接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进行控制等。前不久，国务院对内蒙古新丰电厂项目违规建设和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高校园区问题的严肃处理更加凸现了行政调控的作用。

　　“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必须指出，这种混合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在现阶段有其合理的一面。它的确见效快，能够及时控制经济的过快增长。最新统计数据的回落就是这种调控生效的见证。但其弊病也很明显，主要是行政调控会损害经济的内生性增长，而对源于行政力量的经济增长的抑制也不牢靠。行政调控的反复使用还会阻碍市场体制的建立。因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每当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有关政府部门就会更习惯使用行政力量来调控经济，这使得市场体制的建立处于一种“进两步，退一步”的境地。由于我国推行的“渐进式”体制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我们无法预料在市场制度尚未建立情况下，这种行政性调控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这是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事件。以制度经济学观点视之，其演进路径一定是波浪式前进的，即行政性手段的使用会逐步减少，市场性工具的运用会渐次增加。最终，当市场体制发育基本成熟与政府当局对宏观总量管理的知识和手段都能熟练地运用时，宏观调控就会走上市场化调节的轨道了。在过渡时期中，政府经常需要权衡处理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三者的关系。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角度考察，政府最后的实际选择必然是：如果经济中出现过热或衰退的情况，就以熨平经济波动为首要目标，而在经济运行平稳之时，则把体制改革放在优先位置。

　　２００６年我国经济运行环境较前两年有所宽松。因此，当前正是加快体制改革、改善宏观调控的良好时机。对此，应当从优化最能体现市场机制的货币政策入手。由于受限于市场发育程度，与行政性手段相比，目前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比如，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新启动许多项目的资金来自政府与银行之间的非市场性贷款协议，并不受项目本身条件的约束。为了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加快利率、汇率市场形成机制改革，适度提高利率，加强汇率变动的灵活性；加快推进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革，形成能动、自律、富有活力而又具有健全内控机制的微观金融基础；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构建满足不同类型需求的全方位、多层次、高效率的金融服务体系。

　　２．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摩根斯坦利在今年７月发表《分权之治，中国宏观调控的绊脚石》一文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与宏观调控方式。地方政府成为被调控的对象是当今中国式宏观调控的另一大特色。因为中国宏观经济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其独特的微观增长基础。在经济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政府犹如企业，彼此间进行经济增长速度的竞争；在各自辖区中，地方政府又如同垄断企业。这种结构成为中国特色的微观经济基础。它既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也是经济过热的源头。在诸多影响宏观调控绩效的矛盾中，地方政府对中央调控政策的响应程度不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某些地方对宏观调控政策采取各种化解措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此导致行政调控和货币政策等紧缩措施效力减弱。

　　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有着现阶段深刻的体制原因。自１９９４年以来，随着分税制的推行，中国经济发生了一项根本性的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的行政推动力从中央政府转为地方政府。分税制改革让各个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主体，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了新的财权与事权分配模式。大量公共品由地方政府供应，但中央与地方却存在着财权与事权划分的日益不对称。地方政府的事权大大增加了，而其财权却有相对减少的趋势。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比例，２００４年已经上升到５５∶４５。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寻找新的财源来发展本地社会事业。同时，增长业绩在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对各种资源仍保持了强大的控制权，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控制信贷、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由此出现了地方政府为了增长的竞争。这种竞争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由于行政分权与市场化改革的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现象。当中央政府需要承担宏观稳定职能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似乎无法抑制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热。因而，由利益机制诱发的问题必须从调整利益关系入手。必须通过适度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来破解地方政府的“对抗”。

　　（１）建立“先集中、后返还”的财政制度

　　根本之道在于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的“准企业”状态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把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转变成“先集中、后返还”、“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在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中，主要税种都归中央所有，然后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下拨财政资金。在这种体制中，各地方政府的支出和官员收入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就不易形成独立的经济利益，由此抑制了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冲动，从而能够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体制的效率。当前，国家财政已基本具备加大返还力度的实力。现在转移支付的规模与效果尚未改变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地方政府化解宏观调控政策也就在预料之中了。所以，建立“先集中、后返还”的国家财政制度，应成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心。

　　（２）适度分权管理是必要的

　　应适度扩大地方司法权限，使地方政府能够制定出更符合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法律条规。地方政府经常抱怨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一刀切”。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各地的发展状况很不相同。摩根斯坦利在新近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地区差距的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利用利率、汇率等工具调控经济的能力，而由于行政权力的分散，行政措施也难以像过去那样有效。从制定政策的角度看，这说明只有缩小地区差距，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同时也表明，在地区差距存在的背景下，单一化的政策是不可取的，实行适度的分权管理与差异化政策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必要的。

　　３．着力调节产能过剩

　　宏观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造成了现今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究其原因，产能过剩很多是由某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政绩，投资决策机制的不合理造成的。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调查，我国部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大大低于国际公认７５％的水平。目前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汽车、铜冶炼、水泥、纺织等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电力等行业也有产能过剩的趋势。虽然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有其市场竞争的合理成分，但当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多则是转型经济的特殊性导致的。产能过剩带来诸如企业产品价格下跌、利润减少和银行金融风险增加等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当投资增长过快时，有效的治理措施应该是提高利率、汇率，让市场价格发挥更大的杠杆作用来取得投资均衡。但从我国情况看，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试图以提高利率和汇率来抑制投资的意图，都会使产能更为过剩而出现两难的选择。这种产能过剩和投资冲动并存的宏观现象过去不曾出现过，因此，也没有现成理论可以作为宏观政策的参考。在现行宏观体制框架下，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１）尽快建立产能过剩预警机制，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居民消费个性化的今天，如何判断哪些产业存在过剩和潜在过剩，难度相当大。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市场化转型阶段，大量国有企业还需要政府进行指导和调控，产业结构调整仍是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因此，应尽快建立产能过剩预警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将产能过剩的情况反映出来，让企业及时了解宏观信息，正确判断市场供求变化趋势，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２）继续做好“有保有压”，防止产能过剩继续恶化，特别是要防止重要行业出现资金链断裂。“保”要做到坚决。“压”要做到有力。要严格市场准入，原则上不批新上产能过剩项目。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能耗、水耗、资源综合利用和安全、质量、技术、规模等标准，提高准入门槛。继续清理整顿在建和拟建项目，区分情况，分类处置。

　　（３）更多利用市场化手段，在价格体制改革上，应着眼于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有利于促进协调发展的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水、电、煤、石油、天然气等基础产品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以价格杠杆增强对粗放式发展模式的约束。

　　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直处于前行之中。“十一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使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动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趋向成熟，国家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机制初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中国经济前无古人的历史增长进程中，不断改善的宏观调控必将成为经济可持续良性成长的有力保障因素。